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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天朝。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天朝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各处的公文里，明确提出要“远哨堵截外洋”，拒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与倭寇交手多年养成的防御性心态。多少年来，倭寇从来都是袭扰东南沿海，甫一登陆狂飙猛进，待地方糜烂之后再立刻撤走。对付这种流寇，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绵密的海防，争取把敌人歼灭在船头岸边，以免为害乡里。
可见大明不是没有准备，只是基于过去的传统的御倭经验，把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沿海。
至于日本人会不会从朝鲜走陆路，这个已经不用担心，朝鲜人不是已经澄清了误会嘛。他们心向天朝，不会为日本人做向导。就算日本人真开打，前头也有朝鲜人顶着呢。
所以在未来至关重要的辽东地区，大明并没有做什么调整——其实还真不用做什么部署，大明辽东地区本来就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和蒙古以及各边境部落势力基本是三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从来没消停过，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令出即动，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动员了。
所以大明朝这么想、这么做，无可厚非。
只不过最奇怪的是，连朝鲜人都怀有这样的心态，那就很叫人想不通了，果然不愧“小中华之名”。
朝鲜诸位使节辩诬成功，还被大明天子嘉勉了一番，陆续得意洋洋地返回汉城，升官封爵，君臣从上到下其乐融融。一直到开战前，李朝唯一做的准备，就是派了三位大臣去庆尚道巡视了一圈，打的是整饬军备、修造堡垒的旗号，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只有天晓得。
这种身踞火炉而不自觉的心态，迟早要出大事。
结果大事就真的发生了，而且还不迟，是非常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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