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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惟敬问小西行长，明朝皇帝那边我搞定了，秀吉这边你打算怎么办？
按说小西行长是个生意人，脑子应该极精明才对。可奇怪的是，小西压根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搞定秀吉，于是大手一挥，说交给我吧，保证等册封正、副使抵达的时候，一个日本人都不会留在釜山。
告别沈惟敬以后，小西行长在四月三十日返回日本，前往名护屋向秀吉汇报。
小西当然不敢把册封使臣的实情讲出来，他只挑好听的说，告诉秀吉大明虽然没全答应“秀七条”，但是却许了一个天大的好处，封秀吉当大明王，册封的使者已经在路上了。秀吉听了，觉得大明王这名号也不错，十分欢喜，连连称赞小西干的漂亮。小西行长趁机进言，说在朝鲜的日军驻扎日久，都很疲敝，如今大明服软，割让朝鲜是早晚的事，不如先把他们撤回来。
秀吉满口答应下来。
到了六月二十六日，小西行长拿着秀吉的撤军令回到釜山，把其他驻朝将领都叫过来，开始分派任务。谁先撤退，谁后撤退；谁负责烧毁倭诚，谁负责准备接待，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一下子可惹恼了他的老对头加藤清正。
加藤清正的营里，一直养着一个叫谭宗仁的使者。他是沈惟敬的副手，当初去加藤清正营里交涉，被软禁起来。加藤清正一直通过谭宗仁，与刘珽互相通信联系。加藤清正觉得，且不说这时候该不该撤军议和，就算是和谈，也该是自己的功劳，凭什么给那个药贩子？
于是他的第一军团坚决不走，对于小西行长一次又一次催促不予理睬。小西行长怕加藤扰乱和谈进程，派人通知册封使团，说有个讨厌鬼正闹着别扭呢，等我把他说服你们再过来，现在暂时请你们呆在汉城吧。
册封使团于是便停留在汉城，一停就是数月。北京那边的石星等得着急了，心想这大半年都过去了，连接触都没正式接触过，实在太不象话。每次他写信过去问，回答不是“风潮不顺”，就是“宫殿未成”，要么是“礼节未备”，总之有诸般理由。
万历皇帝和其他人就纳闷了，怎么日本到朝鲜，十几万大军横渡都没问题；从朝鲜到日本，怎么俩使臣就过不去呢？
这时候的石星，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在了和议之上，只能力排众议，拍着胸脯说绝无问题。他生怕拖的太久，和议之事又要生变数，赶紧派遣了兵备副使杨镐去朝鲜勘实，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杨镐这人太懒，只在辽东转了一圈，回去回报说日本人根本没撤，只是把小营烧毁，合并到大营里去了，似乎没啥诚意。石星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又派了一个叫常鹤的大同守备都司前往釜山查探，常鹤是个实心眼儿，到釜山一看日本人的动静，告诉石星说“倭情变幻，封事不可轻行。”
这都不是石星想要的答案，于是他索性不派公务员，而是派了两个心腹家人过去调查，一个叫张竹、一个叫王胡子。而且这两个人的目的地也不再是釜山，而是日本。
可以想象，在出发之前，石星肯定对他们面授机宜。于是他们两个在日本和朝鲜转了一圈，得出的结论是没问题。
石星终于等来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连连催促李、杨二人尽快去日本。
迫于兵部的压力，李宗诚和杨方亨一合计，决定分成两波。第一波由杨方亨带队，在十月份来到釜山。杨方亨在釜山视察了一圈，发现之前撤回日本的都是些老弱病残，主力根本没动窝。更奇怪的是，其他营地里的日军——尤其是加藤军团的人——根本不知道撤退的事，言语之间还对小西行长诸多不屑。
杨方亨去找小西质问，小西行长的解释是：“除了万历皇帝约定的那三条，我们没有其他要求。其他人的话您别轻信。我们兵多辎重多，一时半会搬不完。”杨方亨将信将疑，但李宗诚却相信了，欣然赶往釜山与副使汇合。
小西行长一看正、副二使都进了釜山城，这心里才算踏实。他以前在平壤城吃了李如松诈称册封使的亏，变得多疑谨慎，生怕大明又搞这一套。
李、杨二人进了釜山军营，催促日军赶紧撤退。小西行长对李、杨二人说，日军已经撤了一部分，大规模撤退还得等关白大人定夺，渡海禀报得花点时间，你们多等几天就是。
稳住明使以后，小西行长找来沈惟敬，开始了他们惊天大骗局的关键一步。
两个人分头行动，小西行长去派人禀告秀吉，说大明的使团已经抵达釜山，随时可以渡海册封。秀吉一听，挺高兴，说既然来了，就赶紧送过来吧。
而沈惟敬呢，去李、杨两位使者，提了一个要求。沈惟敬说倭寇都是土包子，根本不知道礼仪，如果贸然前往册封，恐怕会闹出笑话失了大明体面，不如先派人带着道具过去，教他们演练一番，免得临场出错。
李、杨一听，觉得有点道理，说那老沈你就辛苦一趟吧。
万历二十四年年初，沈惟敬带着蟒龙衣、玉带、翼善冠、大明地图、武经七书等册封礼品，踏上开往日本的大船，还在船头竖了一面大旗，上书四字：“調戢两国”。他还让人从辽东军中调拨二百七十七匹马匹，装载上船运到日本南戈崖，名义上是供随从骑乘，其实是要送给秀吉作见面礼。
至此，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打算已经很明显了。他们打算让沈惟敬冒充大明使臣，先对秀吉表示恭顺投降之意，先把关白老大人糊弄过去。
从伪造关白降表开始，这两个家伙的计划就带着一个显著特点：顾头不顾腚。他们的每一步动作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却根本没有长远考虑。比如沈惟敬这次冒充明使，可以一时瞒住秀吉，可秀吉早晚要让大明按照“秀七条”出让半个朝鲜，到时候一定会漏馅；两位明使也不是傻瓜，他们一时半会儿可以被滞留在釜山，可时间一长见不到秀吉，迟早会觉察到不对劲。
这些根本矛盾的爆发是一定的，小西和沈惟敬所作的一切努力，只是饮鸩止渴。
沈惟敬的心理动机，我们之前分析过。他实在是被逼无奈，因为只有和谈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谈一旦破裂，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收紧系在自己脖颈上的绳索。
而小西行长呢？
秀吉在这时期已经罹患严重的厌食症，体重一直在减轻，时日无多。秀吉的继承人秀赖尚在襁褓之内，如果秀吉病逝，几乎可以肯定会由石田三成与加藤清正中的一个人来行使监护与摄政大权。小西行长与石田三成同属文治派，与加藤清正为首的武断派一直在明争暗斗，为秀吉身后的权利再分配做准备。
如果假冒明使的沈惟敬答应秀吉的一切无礼要求，秀吉一定大为高兴，对小西行长更加倚重，让文治派在政治上占有更多主动。
至于这个骗局会不会因为无法执行而败露，小西行长并不担心。中日双方光是和谈就花了两、三年时间，执行“秀七条”少说也得五年时间，只要他稍微拖延一下，糊弄一下，等到秀吉一死，便不会再有人追究。
再往深了说，这件事虽是小西东奔西走，背后却一直有文治派的影子。
文治派的几个主力干将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人，都知道小西的这些勾当，并保持着密切联系。想想就能明白，秀吉最信赖的人之一，是石田三成，若没有文治派的配合，小西行长绝不可能把秀吉糊住这么长时间——所以与其说这是小西与沈惟敬折腾出的闹剧，倒不如说是文治派试图控制秀吉的谋略之一。
文治派的计算不可谓不精密，可越是精密的计划，一旦出现变数，就越容易崩溃。
变数，而且是一个谁也没预料到的变数很快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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