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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惟敬总算又恢复自由了。
自从他在辽东被李如松拿下以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挣扎。沈惟敬知道，自己之所以还活着，仅仅只是因为尚有剩余价值可资利用。只要自己被证明没有价值，便会被大明毫不留情地抛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出手保他。
所以平壤之战的胜利，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既然明军可以在正面战场击败日军，那么根本无须与日军交涉；既然无须与日军交涉，那么沈惟敬便毫无用处；既然沈惟敬毫无用处，那么……
好在这种事情并没发生，碧蹄馆之战结束以后，明军与日军进入了对峙阶段。身陷囚笼的沈惟敬欣喜地发现，和谈的曙光和他生命的希望，正在慢慢降临。
大明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从不和谈。无论是被瓦剌捉了皇帝，还是被女真人打进北京，大明从来不会卑躬屈膝地乞求议和，而是一根筋死扛到底。
但壬辰战争有点不同。
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大明疆域内的战争，而是一次援助藩属小国的军事行动。输了，丢的是朝鲜人的国土；赢了，巩固的也是朝鲜人的统治。对于这种性质的战争，大明没必要太较真，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让敌人退出朝鲜半岛，当然比大动干戈来得更划算——大明战士的鲜血，不应该无谓地为他国而流。
碧蹄馆之战之后，李如松的辽东军和宋应昌的南军龃龉频生，矛盾不断。宋应昌与袁黄等人指责北军抢功，滥杀无辜，甚至一本参到了朝廷。李如松反过来指责宋应昌连朝鲜境内都不进入，却反过来指派人过来索要首级，骗取功劳。
在平壤之战中，不知哪个倒霉的日本和尚被砍掉了脑袋，误当成了景澈玄苏。为了抢这个大人物的脑袋，李如松和宋应昌没少打官司，一直到确认玄苏还活着，两个人才悻悻罢手。
在平壤的骆尚志等人也不断暗中跟宋应昌等人联络，时不时地对朝鲜人说说李提督的怪话，鼓噪说要么退兵，要么进攻，总留在平壤城不是个事儿。
而处于第一线的辽东集团军，此刻战马大批量病死，吃饭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大炮弹药又不齐全，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尤其是大胜后还被连连参本，遭遇到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这使得兵悬海外的李如松开始心灰意冷，不想打了。在幕僚郑文彬、赵如梅的劝说下，他开始称病请代，让朝廷换人来——老子不玩了。
宋应昌这个时候也很头疼。虽然平壤大捷被他敲锣打鼓地送到北京，赢得了不少掌声，可战争实在太花银子了。为了支援朝鲜战场，他已经快把中国北方的储备折腾光了。再持续下去，就不得不动员沿海备倭的物资。朝廷里的反战派又开始抬头，已经有言官上书议论，质问为了一个外国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银子，填这么多人命。
兵部尚书石星面对这种压力，询问宋应昌该如何处置。宋应昌认为，倭寇必须要防，但不妨先和谈一下，谈下来自然最好；如果谈不下来，也能拖一拖时间。现在驻朝明军的生活太苦了，补给根本运不上去，等到兵饷、粮草、援军都运抵平壤，再打不迟。
此时明军的五千水师，已经到了黄海道；刘綎、陈磷的第二批新锐明军，也已经在路上。这些部队的换防与部署都需要时间。
宋应昌认为可以谈，李如松又不想打，于是一贯不对付的南、北两军，第一次站到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可一个巴掌拍不响，和谈这种事，怎么也得要两厢情愿才行。大明是有尊严的，宋应昌、李如松再不想打，也绝不会率先开口提出和议，这种事就和谈恋爱一样，先开口的一方以后肯定低一头，所以最好是日本人先提出来，我们再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答应。
日本人怎么想的呢？他们从善如流，很快便主动请求议和。
因为驻朝日军这会儿也快撑不下去了。
这时候日军的主力军团，都集中在汉城附近，一共六万多人，士气低迷不说，补给也很成问题，缺衣少食，境况比明军强不了多少。自从龙山仓被焚之后，日军处境更是窘迫。整个汉城到处是尸体，臭气熏天，瘟疫横行，日本人甚至都没心思打扫一下。
这种低迷状况，连带着导致整个日本军队都陷入悲观的情绪里。当时日本一位东国大名最上义光正在肥前名护屋参阵，他目睹了许多撤回日本的伤残士兵以及逃兵，心中无限苦涩地在书信里写道：“日人早就对汉城灰心丧气，只要能活着回家，喝上一口来自故乡的水，即使作和尚也心甘情愿。”
连一介大名都如此悲观，遑论其他下级武士与普通士兵。在退守汉城之后，日军的逃亡率高得惊人，哗变时间屡有发生，驻朝日军往对马岛跑，对马岛的往九州跑，九州的日军往本州跑，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逃亡洪流。如果实在跑不了的，就干脆向明军与朝鲜军投降。
几乎每一位大名麾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亡。为了截获这些逃兵，日军在日本各地都设置了“人留番所”，专门追捕逃亡日军士兵。
整个日本，唯一还兴高采烈坚持开战的，大概只有太阁一个人了。
平壤的得而复失，让秀吉着实生了一阵子气。但他不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失误，而是一个战术上的小挫折，只要自己亲自上阵，便能够轻易打败明军。
为此，秀吉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他亲自披挂上阵渡海作战，带着德川家康，蒲生氏乡，浅野长政，前田利家几位大佬和心腹，率军二十万再临朝鲜，如雷霆一般把明、朝联军统统消灭。
这个命令一下，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秀吉根本没搞明白，日本在朝鲜的问题不是兵力不足，而是补给不够。现在十万人都没吃没喝，再派二十万日军来朝鲜，那给朝鲜战争这头满载的骆驼加上的就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一吨钢材。
增兵的消息传到汉城，所有的将领——无论是持重派的石田三成还是主战派的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众口一词地反对，认为这时候增兵只会加速日军的崩溃。
可是秀吉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属驴的，越是反对他便越是要闹腾。必须得想一个办法，既能捋顺他的毛，又可以把这事儿压下去。
最后还是黑田长政家学渊源，给宇喜多秀家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代表日军在朝将领写了一封奏捷书。奏捷书里把碧蹄馆之战大吹大擂了一番，表示明军业已胆寒，不敢进取半步。我军已经占据了优势，只不过天寒地冻，难以维持，不如后退到釜山，与敌人和谈，等秋天朝鲜有了粮食，再打不迟。
这番话说得相当巧妙，把日军的困难藏在一条又一条捷报，既顾全了秀吉的面子，又委婉地表达出了实际情况。长政知道，如果直接告诉太阁我们先提出和谈，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大玩春秋笔法，暗示太阁大人不是我们要去跟敌人讲和，而是敌人撑不住了，来找我们乞和。
反正秀吉不在朝鲜，到底是谁先开口和谈的，他根本不知道。
果然如长政所料，秀吉看了这封书信，虚荣心得到了大大地满足，加上国内一群大佬也死命相劝，秀吉不为己甚，遂决定和谈，在名护屋安心地等着大明乞降的使者前来——长政的这一记春秋笔法，直接促成了中日议和，但也导致秀吉对局势的评估产生了小小的偏差，在后来深深地影响到了战争的走势。
既然秀吉允许和谈了，那么就别耽误了，赶紧谈吧。
宇喜多秀家选择了小西行长当谈判代表。他以前在秀吉家一直就是负责外交工作，也有与明朝交涉的经验，是最适合的人选。
可小西行长在之前的平壤之战中堕了名头，秀家唯恐他会被明方的人看轻，很贴心地给他配备了一位副手，希望他们能精诚合作，携手为太阁大计努力。
这位副手，是加藤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