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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朋友问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时。我的回答常常是：“推理小说……大概。”
与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推理小说的概念，源自于十九世纪的英国，成形于二十世纪的日本。古典推理重逻辑，本格推理重诡计，社会推理重布局。而那时，初识推理小说的我，也与身边的同好一样，倾心的，只是小说里天马行空的“犯罪手法”。沉醉于密室、机关、时间表、以及不在场证明所蒸腾的幽香中；以为只要一个侦探，一个凶手，一个谜题，一个谜底便有了全部。后来随着阅读的积累，慢慢感受到了推理小说本身自带的难以和解的矛盾。单纯构建诡计的小说，读过之后除了感叹作者思维的精巧和创意的大胆，很难动心。而通过推理写人事，读起来又往往会陷入两者的因果关系难以同步的尴尬。因为诡计有解，生活无解。但是，突破这种尴尬的尝试，反而为推理小说的更新，提供了可能。
我以为，如果能够写出一部诡计之上有逻辑，逻辑之外有布局的小说，让谜题和推理成为壮阔支架，而笔锋能够穿透它们，直指人性的精神内核，应该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很多前辈大师们做到了。我只是初学者，离得尚且遥远。但是，这并不妨碍以此作为用力的方向。
于我而言，推理小说的另一个迷人之处，在于以“动机”为借口，将“恶”的文学审美发挥到极致。不受制于以理性价值观为行为准则的现世，小说能够最大限度地用悲悯去包容人性的“恶”。杀人即是杀己，那么他在成为加害者之前，势必以某种形式被害，才会选择以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对抗世界。加害者内心的邪恶种子，一定需要从社会制度之痛和生存法则之冷中，汲取养分，阴暗生长。我试图去探究这种关系，寻找“恶”的张力，以及它与它的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也就决定了，我写作的出发点，不会是自身，甚至不会是自己的生存圈子。即使在这个故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一些自己的疑惑。
我始终认为，世界如此之大，需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姿态去质问，年华摇摆和岁月多扰之外的秩序和规则。否则，多少会心有不甘。所以即使注定失败，也需让自己上路。
于是，我用犯罪和阴谋，搭建了一个不讲述日常的舞台，用冷血和悲悯，承载了一个属于败者的故事。倒不是说，只有政治和外交才足以设问，也不是说，只有谋杀和推理才足够锋利。只是在写作这个故事时，我看到的是一片广袤无边的寒带针叶林，翠绿的极光缓慢升起，颤抖不定让人心生畏惧。脑海中浮现的，便是一群以恶果腹，野心勃勃，遵从着各自的生存法则，朝着欲望而行的人。他们的不择手段和力不从心，演示了很多人羞于探究的谜题。故事的情节，也就顺着这种意象，慢慢清晰起来。尽管谜底背后，未必就见真相。
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在辗转反侧的构建过程中，它的缺陷和硬伤让我时刻怀疑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敌不过内心对某种答案的渴望，终究是没有妥协地坚持了下来。仿佛写完这个故事，便能看到遥不可及的陆地尽头。
而你我都知道，地平线之上，还有地平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