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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那句话：算你狠。”
“好了。”她停在酒店的门口，“上来坐坐吗？”
“不了。”我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柳下惠，没必要有事没事考验自己。”
“怕对不起你心里纯洁的初恋情人？”
“她可不是什么纯情少女，她睡过的男人虽说没你多，但那数字也足够让居委会大妈气急败坏的。”
我们一起笑，引得过路行人侧目。
“好吧。”她说，“那就再见了，祝你幸福。”
“你也一样。婚可以不结，日子要好好过。”
“还是周雷对我最好。”
我凝视着她的背影。她穿套装和高跟鞋的样子很漂亮，她的头发也挽成了一个很白领的髻，不过我还是很怀念她那些苹果绿粉红天蓝鹅黄的吊带装。再见，阿兰。
夜晚来临，不过来临得不是那么彻底，霓虹还没有完全绽放。冯湘兰的酒店和我星期一就要在那里上班的写字楼恰成一条对角线，遥相呼应，两座璀璨的塔。我相信当我坐在那写字楼的第二十七层加班的时候，往下看，会发现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酒杯。葡萄美酒夜光杯。多少人痛骂城里的灯光呀。藏污纳垢，粉饰太平。让堕落的人合情合理地堕落，遮盖了“罪恶”龌龊肮脏的轮廓，让它变得邪美起来。而且还混淆人的视听，以为这世界变成了金钱权力香车美女的盛宴。凡此种种，证据确凿，让良知未泯的人给城里的灯光判死刑吧，或者终身监禁也行，让它身着囚服姿色全无从此不能妖言惑众。——但是，你能说它不美吗？
我今天为什么变得这么煽情？我还真是难伺候，没工作的时候难受找工作的时候难受找着了还难受。想想我刚毕业在北京住地下室的时候吧。我对自己说你终于有资格回忆了。每天在人才交流市场像古希腊奴隶一样等待贱卖。回到阴暗的斗室里起劲儿地听重金属，在“病孩子”的ＢＢＳ上留下无数愤怒得顾不上押韵的诗篇，顺便跟几个不太熟的女子做做爱——很朋克。
当我挤破了脑袋终于钻到一家不甚正规的房地产公司做部门经理——的助理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来，今儿晚上别再像鼹鼠一样在地底下闷着，出去看看北京的灯吧。我站在崇文门的霓虹里舒出胸中一口恶气的时候，我忘了就在前一天，我还在长途电话里跟一个哥们儿刻薄地说面试的时候我发现那里从老板到员工的水平居然都比我还低；我忘了现在轻松愉快的自己曾经就算是兜里只剩下一百块钱的时候心里也在思考我想做的工作是否对这个世界有意义；我想起我很装蛋地对一位在广告公司拿八千块钱一个月的学长讲：广告——无非是污染并强xx人们的精神，或者挑起人们的欲望让他们自慰；我想起其实房地产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它把房子变成人把人变成阴沟里的爬虫；我想起一个中学时的哥们儿的Ｅｍａｉｌ，他老爸是家证券公司的经理，所以他很幸运地一毕业就有机会跟着高层们兴致勃勃地包装那些亏得一塌糊涂的公司上市。他说：真是的，我学的是金融，又不是整形外科。
我在崇文门的霓虹里蹲下来，哭了。我知道我自己也在跟大家一样病菌似的污染这个世界。我知道我愤怒我朋克我重金属我叛逆不过是因为我没抢到一个污染的机会。但就是这个已经被我们变成个巨大的公共厕所的世界，我们除了爱它又能拿它怎么办呢？我告诉自己来吧你试着用日后成功了的你的眼睛来打量现在的生活，没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赢家温暖而辛酸的回忆。我蹲在人行道上哭得像个傻瓜，当时看见我的背影的人准以为我是在呕吐。
现在我有了一个机会俯视城市的灯光。“其实没什么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区别，只不过是钱多钱少的区别而已。”要知道那是我几年前就设计好的台词。只是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我，真的这么想。
后来我告诉天杨那个难忘的崇文门的夜晚。然后我问她：“我心里有事儿的时候跟你说。你心里有事儿的时候问谁呢？”她笑笑，“我去问加缪。别笑，真的。加缪的书里什么都有。”——真恐怖，加缪又不是邪教教主。
说曹操曹操就到，手机响了，天杨说：“周雷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敢说‘不’吗？”但她今天晚上没有跟我贫嘴的兴致，“周雷，我爷爷的病犯了。现在我们都还在医院忙活呢，你去幼儿园接一下不不行吗？我们都忘了他了。你顺便带他出去吃个饭，然后再带他回家睡觉。谢了。”
好吧。不不。你小子今儿晚上可别惹我。
[肖强]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号晚上，方可寒死了。
我至今记得白得泛青的医院的灯光下她长长的，静静的睫毛。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我发现下雨了。雨雾中的路灯的光看上去比平时洁净些。我想要不要马上打电话告诉天杨和江东这件事，想想算了，他们明天一早还要模拟考。
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只能独自承担这件事。独自回想——尽管我不愿这样——那灯光下，她的睫毛，她的嘴唇——淡粉色的，她的手指，她的长头发。我兜里还装着她的玫瑰红色的小呼机。她给我呼机号码的时候说：“从下次开始，一百块就行，优待你。”
我回到店里，看着两个顾客走出去，再赶走帮我看店的哥们儿。反锁上门，下意识地把我的蔡琴放进机子里。
“当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把灯关上。蔡琴既悠然又忧伤的声音在黑夜里如鱼得水。出了一身的冷汗。我还以为是刚才淋的雨。
我把钱递到方可寒的手里，有一次她说：“知不知道？其实我跟你上床，不收钱也可以，因为——”她诡秘地眨一下眼睛，“我喜欢你。”我笑笑，“我也喜欢你，不过还是收钱吧。你说呢？”她放声大笑，拍一下我的肩膀，很豪爽地说：“肖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方可寒，我想起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感觉到的温暖的红色的喧响，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的感觉。想起我把自己曾经在黑暗中生活了六年的秘密告诉她的情形。
听完我的故事，她把烟从我的嘴上拿掉，深深地吸了一口，张狂地冲我笑了一下。我叹口气，说：“方可寒，还是戒烟吧。女孩子抽烟的话，过了三十岁，你脸上的皮肤会坏得很快。”她把烟放回我的手指间，“我活不到三十岁，真的，五台山有个高僧说我如果不出嫁的话，最多活到二十五，所以，”她停顿了一下，“你说的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你连高僧也不放过。”我笑着。“别胡说八道。”她非常认真地打断我，“怎么能拿宗教这种事儿开玩笑呢？”
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些？当然，因为方可寒死了。
我的手臂贴在玻璃柜台上，凉凉的。我就这样睡了过去。是烟蒂把我烫醒的。蔡琴的声音在黑暗的纵深处蔓延着，“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我把那张ＣＤ反反复复听了一夜。然后我看见了她，十七岁的她牵着六岁的我的手，我们有说有笑地在一条长长的街道上行走。那街道空无一人，两边全是路灯。她依旧美丽而嚣张，漆黑的眼睛里闪着飞蛾扑火般奇异的光芒。她说：“你看见了吗，这么多的灯，就像是过元宵节。”我说：“什么叫‘看见’？我是说，为什么咱们要把‘看见’这件事情起名叫‘看见’呢？为什么‘看见’是‘看见’不是‘听见’？‘看见’和‘听见’为什么不能换？要是咱们大家都管‘看见’叫‘听见’，‘听见’叫‘看见’的话，大家是不是就不会说‘肖强看不见’，而说‘肖强听不见’了呢？”她放荡地大笑着，她说你这个孩子还真是难对付。
然后我就醒来了。我看见了窗外的阳光。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天杨和江东兴冲冲地进来。“嗨，肖强，好几天没见！”天杨快乐地嚷。我想他们是考完了。我淡淡地说：“跟你俩说件事儿，方可寒死了，十六号晚上的事儿。”
“你干吗现在才说？”天杨愣愣地问。
“你们不是要考试吗？”
“那你干吗不索性等我们考完了再说？”这次是江东的声音。
“这个，”我心里一阵烦躁，“你们怎么还他妈没考完？”
“下午是最后一门。”江东坐到了柜台前边的椅子上，慢慢地抬起头，“肖强，给我根烟。”
“对不起，我是想等你们考完了再说的。”我把烟扔给他。
“没什么，反正你已经说了。”他点上烟，打火机映亮了半边脸。
“还好，”天杨坐在小板凳上，托着腮，“下午要考的是英语。脑子稍微糊涂一点无所谓。要是考数学那可就完蛋了……”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天杨和江东]
我们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校门。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我说：“你呢？”他笑笑摇摇头，“完形填空根本就是ＡＢＣＤ胡写一气，没时间了。”我说：“没什么，反正模拟考，不算数的。”他说：“就是，要是这是高考，我他妈非掐死肖强不可。”我们沿着惯常的路往河边走，一句话没说，远远地看见堤岸的影子，两个人几乎同时开了口：“绕路吧。”然后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他就在这时候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我们走了很久，终于从一条僻静的小街拐上了平时常走的大道，终于绕过堤岸了。我把头一偏，视线就避开了堤岸尽头处，那个叫做“雁丘”的公共汽车站。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真小。我说天杨咱们现在去哪儿？她说哪儿都好我就是不想回家。我们俩于是走到我们平时常去的那家蛋糕店。老板热情地招呼我们说：“快要高考了，很忙吧？”喝了Ｎ杯柠檬茶，直喝到不能再续杯为止。她突然对我笑笑，我想起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是来这间店喝柠檬茶，那时她也是这样笑笑，刚开始的时候她跟我说话还会脸红。我也是。
他问我：“笑什么？”我说：“知道她生病是三月份的事儿，到四月十六号。这一个月真够长的。”他也笑笑，说：“就是。”
“咱们也要高考了。”我说。
“别担心。”他说，“这两个月也会很长。”
我笑了，“这话让灭绝师太听见了，非气死不可。”
“怎么了？这是我心理素质好的表现，她该高兴才对，否则都像阳小姐那样——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