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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为了看见那种场面才来的。”我终于做得到毫无畏惧地直视她的眼睛了，“不能让我爸爸一个人在那里，他要道歉，我跟着他一起道歉；他要低头，我跟着他一起低头；他要鞠躬，我跟着他一起鞠躬。人家就是不肯原谅我们的活，我得去站在旁边替我爸爸擦干净人家吐在他脸上的唾沫。”
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她的手真是柔软。她说：“这样吧，你跟着我，我带你去看一个人。”
我好像记得，上次，也是她带着我，在医院曲折的走廊里奔跑着为昭昭抢时间。后来，我才发现，每逢她对我说“跟我走”的时候，就会把我带到生命的另一个境遇里。她总是一身洁白，一身哀戚地出现在我生命的转角处，从不告诉我绝境在哪儿。但是，在当时，我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在她面前，我总觉得顺从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个小女孩站在病床前面，就像是临着透明的窗玻璃。她身上穿的还是水手服——不过似乎是换了一套，因为裙子领口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呢？好吧，我记得她，只是我这些天来一直不允许自己想起她。只要想起她，我就必须要想起她那两条被恐惧的风刮得几乎竖起来的小辫子，就必须要想起她那声鸽哨一般的喊叫：“爸爸——”我再怎么回避那个场景都没有用，我知道她喊的是“爸爸”。
病床上那个人沉睡着，脸色是种奇怪的蜡黄，看上去一点都不像陈医生。自然是满身的管子，其中的几条管子连通着身边一个比台式电脑略大些的机器。机器屏幕上有数字，有字母，还有些红红绿绿的线条。那小女孩静默地站在机器的旁边，让人觉得她其实是机器的另一部分。
“她叫臻臻。”天使告诉我，“年底满六岁。从事情发生的那天起，她就一句话都没说过。但是她有时候会尖叫，会满屋子乱跑，跌跌撞撞地磕到桌角上，青一块紫一块也不知道疼。后来她们家的人发现，把她带到这里来，到她爸爸身边，她就能安静下来。我们昨天把陈医生从ICU转到这里来的，他暂时是不会死了，不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就算醒来了，大脑的功能一定是严重受损，不知道还能剩下点什么一我是说，作为正常人，活下去的能力不知道还剩多少，就看老天的心情了。”
我转过头去，看着她的脸。我想我的表情一定是在恳求她停止这种描述，但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温柔，让我觉得如果我此刻大声地告诉她“别再说了”会是一种冒犯。
“她妈妈准备带她到北京去，或者别的什么大城市看看专家，儿童心理科的专家。其实她明年就要上小学了。你知道吗？其实陈大夫跟这孩子的妈妈去年就分开了，她平时跟着妈妈生活，陈大夫只是在每个星期五去接她，跟她一起过一个周末—当然了，并不是每个周末都可以，要在不加班的时候。可是那天，正好是星期五。”她悠长地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偏偏是星期五呢？你哥哥有的是时间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如果他就是铁了心要替昭昭报仇，可以晚一点啊，可以选在下一周里陈大夫上班的任何一天，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是星期五呢？”
臻臻的睫毛好长啊。可是几乎完全静止。就像沉睡的蝴蝶那样。蝴蝶沉睡在不疾不徐的讲述的声音里了，对窗子里照射进来的阳光无动于衷。好美的小女孩，皮肤就像是玻璃杯里的牛奶—已经盯着她看了这么久，我居然才发现这个。
“要是你愿意，就跟她待一会儿吧，你也帮忙想想办法，要怎么样才能让她开口说话。”天使转身走到了门边，“我还有病人，我得走了。”
“姐姐……”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总不能真的叫她“天使”。
“叫我天杨就可以。”她说—居然真的带着一个“天”字。
“我是南音。”难以相信，我居然那么笨拙。
“我知道。”她终于笑了，“旧召昭常常提起你的。我没有选择，我必须在这间病房里待着，就像我爸爸此时必须和陈医生的父母待在一起。我现在终于模糊地意识到，哥哥做的事情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从此以后，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永远都在恐惧，永远都如坐针毡，永远都在用最粗鲁的话训斥自己怎么可以逃避。我再也没有了‘不害怕’的资格。别人自然看不出，甚至我自己都会偶尔遗忘。但是我还是识相一点，从现在起，跟它和平共处吧。
哥哥，你到底都做了什么呀？
你又要受多少苦呵？我甚至希望你能在监狱里待得久一点——前提是，一定要真的被关进监狱里，千万不能是别的情况——你在那里待久一点吧，这样等你出来了，臻臻就长大了。她说不定会痊愈，至少，表面上痊愈，你就永远不会看见我今天看见的事情了。”
“臻臻？”我自己的声音虚弱得吓到了自己。像是一个噩梦中的人的梦吃。
她自然是没有回头。
“臻臻。对不起。”她的安静给了我勇气把这句话说出来。
门开了。我以为是风。
那个闯进来的人有一双很深的眼睛。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当他于未来的某一天，出现在我梦里的小镇上的时候，戴着滑雪帽，穿着很厚的防寒服——因为我的小镇永远是冬天嘛，我是说，他只露出了这双第一次见面时候的眼睛。
“你是不是走错了？”他的声音比他的眼睛要明亮很多。但是不像哥哥，不像哥哥那么平稳和让人安心，他讲话的时候总像是在开玩笑，但其实，他通常不怎么笑的。
“我没走错，你才走错了。”我不由自主地往后挪了两步，似乎觉得自己应该在他面前离那个小女孩远一点。
“我是这孩子的叔叔，你是谁？”他挑了挑眉毛。
“我……”对啊，我是谁呢？我迟疑着，终于说了一句懦弱得无以复加的话，“我是来看陈医生和臻臻的。”
他沉默了一下—可是说真的，他在沉默的时候都不给人安静的感觉：“我知道了。”他有些黯然，“你是那个犯人的家人。对不对？那个现在在院长那里见我爸妈的——”
“是我爸爸。”他不知道，他这么快就猜对了，其实是帮我解了围。
“你是那犯人的什么人？”他一口一个“犯人”，像是在挑衅一样，听着真令人受不了。但是—从现在起，习惯吧。
“我是他妹妹。”
“亲妹妹？”看来他表示怀疑的时候总要挑一下眉毛。
我摇了摇头，但我说：“是的。”
“哦。这么巧。”他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人，“他是我哥哥。”
“我走了。”我急匆匆地丢下这一句，然后似乎是怕被烫到那样，绕过他站立的那一小片地方。
他在我的身后说：“不送。”
他不是“被害者家属”吗？坐在医院的花园里，我才如梦初醒地想到这件事。但我居然没有害怕面对他。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给我应有的敌意。从头到尾，都像是在和我开玩笑那样，尤其是那句“你是那犯人的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