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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当我在学校的走廊里拍这照片时，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安祖站在那里等过我。
他站在右边第二根柱子旁，穿着很薄的衣裳。20来岁的男孩有着烧不完的青春，天冷，他穿得极少，一点儿都不畏惧迎面而来的凉风，不必担心他会受寒，他的掌心总是温暖的。
刚放学，走廊里不少学生和老师。在穿梭的人流里，安祖认出我，而我猜着，或许是他。
他的声音留在夜里，我数次猜度，年轻的声音该配上怎样的年轻相貌。
昨晚的树影退去，他原是个漂亮的男孩儿。他不像纯粹的法国人，黑发黑眼，有着东方风情。后来，他跟我说，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Enzo是很常见的意大利名字。
他给我他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旁边还有个花哨的签名。女秘书很快帮我办理手续，告诉我几天之内可以领到一年居留。心里的小石块儿终于落了地。
我问安祖：“你妈妈没意见吧？”
他倒不隐瞒，说：“我拿去复印的，签名是我照样子签的。”
“真没事？”
“能有什么事。”
那时的他真年轻。我蓦地想到，自己当时不也正年少么。
我谢过他。安祖忽然说：“你住的那个地方，早点回去好，晚了不安全。”
而我还想去一趟巴黎圣母院。
他笑，说我一定带了相机。他见过的亚洲游客，一人一台小数码，来到圣母院前拍拍照，拍完了马上去下一个景点，继续拍照。他们旅行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人和景点一起放在照片上，然后风风火火回家。
他离去的背影稍显得意。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他。
巴黎圣母院塔楼前排着很长的队伍。天放凉，风从路边抄过，冻得整支队伍瑟瑟发抖。游客各国口音，不外乎“好冷”“队伍真长”之类的小牢骚。
钟声兀地在头顶炸响，塔楼的钟响了！钟声乘风消散在塞纳河面。游客们恍惚之际，前头出现一位派送小册子的大叔。大叔红光满面，皮带卡在大肚腩下，他时不时端端皮带，一松手又滑下去。
“您从哪儿来的呀？美国呀，美国说英语吗？原来美国是说英语的，给您英文版的圣母院简介。”
“您是从德国来的，德语版的印刷成本太高，我们没那么多德语版的……跟德国人开玩笑也必须要认真……圣母院二战时没被炸掉，上帝保佑。”
“没有泰语版，真没有，抱歉。”
大叔在我面前站定。我说：“中文版。”
“没有中文版怎么办？”
“肯定有。”
“真让您猜对了，这是给您的。”
“可以再给我一份法语版的吗？”可以顺带学法语。
大叔乐了：“您早说，我们就喜欢会说法语的游客，免费赠送法语版。”
人群闲聊着：“刚才的钟声好大，震得耳朵发疼。”
大叔转身接过话：“各位，钟刚敲响时，我在塔楼上，我是被震得滚下来的，信不信？下面的钟声不算什么，嘿嘿，你们上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队伍挪了近1个小时，终于轮到我攀塔。塔楼约有400级楼梯，呈螺旋形上升，爬的时候不觉得累，晕的感觉更明显。每个石阶都有坑，是无数脚步在无数岁月里磨出的痕迹。楼顶蹲着无数怪兽，狰狞的目光落到巴黎四处。最著名的是托腮怪兽，它有个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尔”。它面目怪异但和善，双手托腮若有所思。日升月落，雨雪风霜，它在巴黎圣母院顶楼待了近千年。或许它每天都在想同一个问题：哎呀，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
我俯视，塞纳河从脚底穿过，碧波粼粼。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已快千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遭遇过前所未有的破坏，教堂内至今还留有各种残缺痕迹。后改为理性圣殿，又变为藏酒仓库，恢复其宗教意义是拿破仑执政之后的事。
绕过楼顶小道，弯腰进入钟楼。头顶木梁交错有致，一口大钟跃然入眼，这是卡西莫多的钟。或许真如大叔所说，当钟敲响时，人会被声浪送向远方。奇思妙想止于此，这口钟很久没响了，我们听到的钟声是旁边的机器所播放的——怪不得大叔笑得神秘。
想象着时光倒流到中世纪，汽车、轮船、太阳镜、潮男潮女……通通消失，花砖路上，马车嘎吱而过，煤油灯重新煲着光，贫民与绅士擦肩而过……头顶乌云滚滚，似乎永远暗无天日。克里斯托弗尔仍旧托着腮，不过它还年轻，皮肤尚未被风霜侵蚀。
圣母院应属于那个年代。
教堂今晚有场弥撒，或许，有些事情永远不会被时间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