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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我奔波在地铁4号线与11号线之间。早晨去上学，一出地铁站，满目欧洲旧式大学区的安宁与优雅；一回住处，迎面非洲与中亚的气息，黑哥儿冲我叫：“表妹，来几根烤玉米，马伊丝，马伊丝！”
据说，巴黎的风向是从西南吹向东北，位于东北角的19区是传统工业区，历来住着劳工与平民，近年来又成了移民的天下。我回去，房间小小的窗，窗外是临冬的萧瑟风景，几片枯叶被风携起，卷来卷去落地无依。
阿美在喝“保灵孕宝”。恍惚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姨怀我表妹时，桌上也有几盒这样的营养液。阿美他们在遥远的法国，租中国人的房子，去中国超市，看中国医生，替中国人打工。华人圈的时光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我问她说，我的床垫有个碗口大的洞，能不能替我换一个。
阿美淡然：“你去路边捡一个。”
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路边经常有旧家具，法国人不要就扔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些还是能用的。”她说，“这些桌椅和衣柜，都是我们捡来的。”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的留学生也是这么过来的。”她好意，“等阿勇回来，我让他帮你去捡一个。”
我觉得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我跑了趟家具店，一米多宽的海绵床垫卖60欧元，我认为太贵，后来干脆把破床垫调个头，有洞的那头移到脚边，算是了事。
学林教头随遇而安。
阿美有时会跟我聊天，说他们的过往：“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来的。当时去的是瑞士，年龄也就你这么大，年轻没想那么多啊，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办的是留学签证，不过第一天我们俩就去打工了，学没上，只想赚钱。
“后来没法子混下去，不上学没居留只能打黑工。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法国，还是觉得法国的政策好，虽然仍然没有合法居留，不过打工容易些，可以生活，就是有时候要防警察来查。我们‘黑’了很多年了。”
墙上挂着他们去年的结婚照。阿美有些憔悴，我想阿美年轻时应该很漂亮。
他们有过宏伟的梦想，也曾付诸行动，走了那么远，可远方除了遥远还有什么？
一晃10年。
阿美决定生孩子，她说，孩子比较容易成为法国人，以后他们可以以法国公民监护人的理由，试着申请合法身份。
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纸合法身份，然后赚钱。
其余的，都不算什么，包括爱情。
阿美上夜班。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阴暗的地窖里重复着，一个月赚600欧元。她还没跟人说怀孕的事，怕老板不要她。
她上班前还特地嘱咐我少用点儿电，作业尽量在学校里完成。
他们是从牙齿缝里省钱的漂泊者。
我乐得去学校图书馆写作业。皮制的桌面、光亮的台灯，比窝在不足6平米的小房间里强太多。只是每每到点，街灯绽亮时，回去的路黑漆漆的，心里会有股莫名的不安。
一天放学，阿曼达请我去她家，同去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学。
阿曼达的住处离学校只有两分钟的路，60平米的公寓，底楼，外带一个私家花园，她一个人住。我曾问她租金多少，她说3000欧元，那时候的欧元与人民币汇率差不多是10：1，3万人民币每个月，我在脑子里过了下，觉得林教头有道理。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堂课上，丝丽薇问大家，祖父母的工作是什么。我这个中国人，包括日本同学、韩国同学和荷兰同学，回答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美国同学阿曼达的祖父是银行家，祖母是钢琴家。
当时我想，没有被近代炮火洗礼过的国家多幸福啊。
窗台有束新鲜的玫瑰，精心剪过枝，开得刚刚好。空气中有香，室温恰好，人情温暖。我们聊卢浮宫里的藏品，聊巴尔扎克，聊学校咖啡馆里难吃的三明治，也聊香榭丽舍大道著名的“皇后”舞场。
夜幕不紧不慢地拉拢，天色愈变愈浓，最后完全黑去。阿曼达建议大家去外面喝一杯，而我赶着回去，我害怕19区完全天黑后的模样。
路口晃荡的不良少年，街角的劫匪或偷儿，暴力，刀影……这位热情的美国同学不知道我住在巴黎的哪个角落，她也不可能知道阿美的故事。
我到底没有久留。
待我到家时，听见丝丝缕缕的啜泣声，压抑、绝望地隔着门飘来。哭声若隐若现，我一度以为是错觉。
阿美大概10年没见家人了吧。
她快生了。
我记得，那晚的风声特别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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