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中央咖啡馆的男人 5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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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麦克斯·克莱恩住的地方只有一站电车的距离。那是环城大道以外一片优雅的老社区。老头儿所住的是一幢精致的旧式公寓楼，其中有一条走廊直通一座内置的大庭园。庭园里光线昏暗，微光的源头来自于公寓楼里的灯火。穿过第二道走廊便来到一间整洁的小门厅。加百列瞥了一眼住户的名牌，在中间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一个名字：M.克莱恩——3B。楼里没有电梯。克莱恩攀着木质的楼梯扶手，执拗地向上爬着，脚步沉重地踩过饱经蹂躏的楼梯。两扇装了门镜的木门出现在第三层的楼梯平台上。克莱恩一边跌撞着趋近右边的那一扇，一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他的手抖得厉害，手里的钥匙叮叮当当，犹如一件打击乐器。

他开了门，走进去。加百列站在门槛外犹豫着。在列车上同克莱恩相邻而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在此之前他从未与任何人在眼下的情境会晤过。以往的经验和严酷的教训告诉他，即使对一位八十岁的犹太老头儿，也必须视之为潜在的威胁。然而加百列心头的焦虑很快烟消云散，因为他看到克莱恩将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全部打开了。他暗想，一个设局害人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不错，麦克斯·克莱恩自己也很害怕。

加百列随他进了公寓，合上门。在通明的灯火里，他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他了。克莱恩的一双红眼睛又潮湿又黏稠，隔着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似乎睁得更大了。他的一小撮白胡须已经盖不住脸颊上的黄褐斑了。还不等克莱恩告诉他，加百列已经知道：他是位幸存者。同子弹和烈火一样，饥饿也会留下疤痕。这样的面孔，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地见过许多，其中包括他的父母。

“我去泡茶。”克莱恩说罢就消失在一面通往厨房的双扇门后。

午夜的茶水……加百列思忖着。会是一个漫漫长夜了。他来到窗前，拉开了百叶帘。此刻雪停了，街上空荡荡的。他坐下来。这间屋子让他联想到伊莱的办公室：高高的彼得麦式样的天花板，书籍凌乱随意地堆在架上。凌乱之中，透着优雅和书卷气。

克莱恩从厨房回来，用银器盛了一份茶水，摆在一张矮桌子上，随即在加百列对面坐下，静静地打量了他一阵子，终于开口道：“你的德语说得非常好，说真的，你说起话来像个地道的柏林人。”

“我母亲来自柏林，”加百列实话实说，“不过我出生在以色列。”

克莱恩仔细审视他，似乎也是在寻找幸存者的伤疤。接着，他饱含疑问地举起手掌，似乎是在请加百列回答一道填空题一一她当时去了哪里？她是怎么幸免于难的？她也进了集中营吗？或者，她是不是在疯狂屠杀之前就已经逃出去了？

“他们当时住在柏林，最后还是被驱赶到了集中营，”加百列说道。“我的外公是位相当有名的画家。他一直深信德国人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民族，所以始终不相信他们会把事情做到那个份儿上。”

“你外公叫什么名字？”

“弗兰克尔，”加百列又一次实言相告，“维克特·弗兰克尔。”

克莱恩记得这个名字，他缓缓点着头道：“我看过他的作品。他是马克思·贝克曼的学生，是不是啊？天分极高的。”

“是的，没错。他的作品很早就被纳粹定性为堕落，大部分都被销毁了，工作也丢了。原本他是在柏林的艺术学院教书的。”

“不过他留在了德国，”克莱恩摇着头，“谁都没想到会发生那些事。”他顿了顿，思绪转向了别处，“那你的父母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被驱赶到了奥斯威辛。我母亲被送往比克瑙的女子集中营。获得自由之前，她在里面熬了两年多，活了下来。”

“你的外祖父母呢？”

“一到集中营就进了毒气室。”

“你还记得是哪一天吗？”

“我想应该是1943年1月。”加百列说道。

克莱恩伸手盖住了双眼。

“这个日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克莱恩先生？”

“是的，”克莱恩失神地答道，“那天晚上柏林的车队抵达的时候，我也在。我记得很清楚。你知道吧，阿戈夫先生，我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乐队里的小提琴手。我在一支受诅咒的囚徒乐队里给魔鬼们演奏音乐。就在那些可怜的人慢慢走向毒气室的时候，我却要为他们献上夜曲。”

加百列面不改色，依然平心静气。麦克斯·克莱恩显然饱受负罪感之苦。对于那些从他身边经过、走向毒气室的人们，他认为自己也负有一份责任。当然，这完全是胡思乱想。他和所有在工厂里充当奴工或是在奥斯威辛的田里干活的犹太人一样，都是为了活下去，都是无辜的。

“不过你在医院里拦住我，一定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吧？你想对我说的，是有关战争索赔处爆炸案的事情，不是吗？”

克莱恩点点头：“我说过的，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对那两个美丽姑娘的死负责。你的朋友伊莱·拉冯躺在医院里濒临死亡，也都是因为我的错。”

“你该不会想告诉我，是你安装了炸弹？”加百列故意加重语气。这样的问题，答案不言而喻，显然只能用荒诞不经的语气提出来。

“当然不是！”克莱恩脱口道，“不过我认为是我埋下了祸根，这才导致了后来的一切。”

“你为何不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我，克莱恩先生？让我来判断是谁的罪过。”

“唯有上帝能够裁判。”克莱恩说道。

“也许吧，不过有时候连上帝也需要点儿小小的帮助。”

克莱恩笑了笑，斟了茶。接着，他从一切的最开头讲起了故事。加百列耐心地听着，不焦不躁，不催促不打断。伊莱·拉冯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上了年纪的人，记忆就像一堆瓷器。他总爱这么说。如果你急于从中间抽取一只盘子，那就把所有的盘子都砸碎了。

想当初，这间公寓属于他的父亲。战前，克莱恩同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就住在这里。他的父亲所罗门是位成功的纺织品商人，克莱恩过着体面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午后时光在维也纳最优雅的咖啡馆里享受水果干酪点心，晚上去看戏或听歌剧，夏日在幽僻的南方别墅里避暑。青年的麦克斯·克莱恩是位前途无量的小提琴手——“还够不上进交响乐团或歌剧院的水准，不过，说实话，阿戈夫先生，在维也纳的小型室内乐团找个位置，是绰绰有余了。”

“我的父亲，哪怕是工作了一天，累了，也从来不会错过我的演出。”回忆起父亲观看自己演出的情形，克莱恩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他的儿子是位维也纳的音乐家，对此他极其自豪。”

1938年3月12日，他们的如诗华年戛然而止。那是个星期六，克莱恩记得清楚。对于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纳粹国防军列队穿过维也纳的大街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犹太人，阿戈夫先生……对于我们，唯有恐怖。”犹太社区最害怕的事情很快成为现实。在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渐渐展开的；而在奥地利，则是从天而降，而且如狼似虎。不到几天工夫，所有犹太人的商铺都被红色油漆做了标志。任何进入商店的非犹太人都会遭到纳粹党或党卫军的攻击。许多人被强行挂上了招牌，上面写着：我，是雅利安人中的猪，我曾经买过犹太人店里的东西。犹太人被禁止拥有房产，禁止在专业性的岗位上工作，禁止雇佣他人，禁止进入餐厅或咖啡馆，禁止踏足维也纳的公园。犹太人被禁止拥有打字机、收音机，因为这些会便于他们同外面的世界沟通联络。犹太人在自己的家里或是教堂里被人拖出来，拖到街上殴打。

“3月14日，就是这间公寓，盖世太保破门而入，抢走了我们所有最值钱的东西：挂毯、银器、名画，连安息日的烛台也不放过。我和父亲被关押了，还强迫我们用滚水和牙刷清洗人行道。我们教堂的犹太教士被人拖到街上，胡子硬生生从脸上揪下来，一群奥地利人嬉笑着围观。我想要阻止他们，结果差点被活活打死。当然，我是不能够上医院的一一那是新颁布的《反犹太法》明令禁止的。”

不到一个星期的工夫，全欧洲最有影响、最重要的奥地利犹太社区土崩瓦解：社区中心和犹太人结社被关闭，犹太领袖进了监狱，犹太教堂关门，祈祷书籍被焚毁。4月1日，一百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和商人被驱赶到达豪集中营。不到一个月，五百名犹太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宁死不愿再受凌辱和苦难，他们当中有一个四口之家，就住在克莱恩家的隔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枪自尽，”克莱恩说道，“我躺在自己床上，从头到尾听到了全过程，一枪接着一阵哭泣，再一枪，哭得更凶。四枪之后，他们都不哭了，只有我在哭。”

犹太社区超过半数的居民决定离开奥地利，移居他乡。麦克斯·克莱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一张签证，并于1939年抵达荷兰。不到一年的光景，他所在的地方再次陷入纳粹的魔掌。“我父亲决定留在维也纳，”克莱恩说，“他相信法律，你瞧瞧。他认为只要自己严守法律，就会没事的，风暴终将过去。当然，实际上局势越来越糟，等他终于决定离开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克莱恩想给自己再斟一杯茶，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加百列替他倒了一杯，又温柔地问起他的父母和妹妹后来怎样了。

“1941年秋天，他们被驱赶到波兰，限定居住在罗兹的犹太人区。1942年1月，他们最后一次遭到驱赶，来到了斩尽杀绝的切姆诺集中营。”

“那你呢？”

克莱恩把头一偏——我呢？同样的命运，不同的结果。1942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被捕，关押在韦斯特博克中转营，然后一路向东，来到了奥斯威辛。在车站的月台上，正当饥渴欲死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声音。那是个穿着囚衣的男人，他问道，车上有没有音乐家？克莱恩挣扎着发出声音，犹如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条救命的缆绳。我是个小提琴手。他告诉那个身穿条纹狱服的人。你有乐器吗？他举了举那只破旧的琴箱——这是他从韦斯特博克带出来的唯一一件东西。跟我来吧。今天你交好运了。

“我的幸运日，”克莱恩空洞地重复着，“接下来的两年半，超过一百万同胞灰飞烟灭，而我和同事们却在演奏音乐。我们在车站的坡道上演奏，为的是制造一种错觉，让新来的囚徒认为这是个宜人的地方。那些活死人走向毒气室赴死的时候我们会伴奏。伴着无休止的点名，我们也要演奏。早晨，奴隶们上工时我们也得演奏。下午。他们蹒跚着走回营房，眼里一片死寂，我们也要伴奏。甚至执行死刑之前，我们还得伴奏。到了星期日，我们会为长官和他的僚属演奏。不断有人自杀，我们的乐队一直在减员。很快，我不得不去物色新的音乐家填补身边的空座。”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约是1942年夏天吧，不好意思，阿戈夫先生，我记不得具体日期了。”当时克莱恩完成了演奏，正在回营房的路上。一名党卫军军官从后面赶上来，把他打倒在地。克莱恩爬起来，立正站好，回避着党卫军的逼视。尽管如此，他还是看清了那张脸，而且记得自己曾见过此人一次。那是在维也纳，在犹太移民署的中央办公室。不过当时他穿着一套精致的灰色正装，就站在阿道夫·艾希曼的身边。

“这位武装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告诉我，他要做个试验，”克莱恩说，“他命我演奏勃拉姆斯的《G大调第一号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我从琴盒里取出提琴，开始演奏。一位难友从旁边走过，大队长请他说出我所奏作品的名字。难友说他不知道。大队长拔出手枪，射穿了难友的头。他又找到另一名囚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位优雅的乐手拉的是什么曲子？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答对曲名的人就能捡回一条命。答不对的，他就打爆那人的脑袋。等他结束试验的时候，我脚下已经躺了十五具尸体。饱饮犹太人鲜血的饥渴消解之后，这家伙阴沉地微笑着走了。我和死去的人们并肩躺着，为他们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