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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克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罗纳尔喊，可我觉得他更像是“被拍打下来的”。我赶到的时候他仍然趴在地上，正试图站起来，鲜血从他的前额上流下来。我叫他待在原地不要动，罗纳尔把自行车扶起来，但由于父亲那辆经久耐用的老爷车非常笨重，把手一下没抓紧滑掉了，车座砸在亨克的后背上。
“别管它了，罗纳尔，”我说。
“发生了什么事？”亨克问。
“我去拿急救包。”
我从挤奶间的门出来，看到罗纳尔站在亨克身边，两只手撑在屁股上，四处张望。“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但他也没必要哭。”
我跪下来，用干净的湿茶巾轻轻将他前额上的血擦掉。
罗纳尔在我身后探头来看。“多大的口子呀！”他大喊一声。我立刻意识到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将它搞定，于是决定省去一般程序，直接送他到皮尔默伦德的医院。急诊室外有很多人在等着，大概因为压在亨克头上的那块茶巾被鲜血浸透了，我们得到了优先接诊。医生清洗伤口，缝合最大的那个伤口——被乌鸦啄的伤口——但对爪子的抓痕只是进行了清洗。医生需要知道我的儿子近几年是否注射过破伤风疫苗。我问了亨克，可他根本不记得打过任何针，于是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的头发很短，医生非常满意，用一块厚厚的纱布将缝合的伤口包好，然后用一个有弹性的带网眼的浴帽状东西罩在他头上。医生没见过这类飞鸟，甚至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冠鸦存在。“真的太不寻常了，”他笑着对亨克说。“就这样把你的头皮撕开了。”亨克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回家的路上，亨克默默地坐在我旁边，眼神中有一丝茫然。“我的儿子，”我说。他没有笑，反倒是深深叹了口气。他的头发全部被那怪怪的浴帽遮住了，如果头上没有那只帽子，如果他没有那么深深地叹气，我可能会摸摸他的头。我把车开进院子，打算绕过父亲的破自行车，却发现它已经被推到房子边上了，是罗纳尔想在回家前做点有益的事情。到了厅里，我抓住亨克的胳膊肘让他面对着镜子，他避开自己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似乎想往镜中的自己吐口水。
他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坐了至少半个小时，一声不吭，电视也没开，不时地用左胳膊揉揉右胳膊。也不想喝咖啡，什么都不想吃，冠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白蜡树上的栖息处。
当然，我并不需要别人帮助我把那两头驴赶进驴棚。我打开门，走到幼崽棚打开那里的门，然后慢悠悠地回到驴棚。它们在我身后又跳又叫，但不跑到我前面去，就在敞开的大门前。我给它们让路，只有在那个时候它们才跃过去然后开始转着圈急走，等它们稍稍平静下来，才发现栅栏是新的。我关上门，沿着塑料网来到路上。那排树的树干周围，水仙花正含苞待放。我拐了个弯，沿着新栅栏一直来到帮工小屋的残垣处。最后的二、三十码，那些驴在栅栏的另一侧和我一起走着，毛毛细雨让它们闪闪发光，它们把下巴靠在木栅栏上来回磨蹭，非常满足。
我一抬腿跳到了沟的另一边。森林委员会计划在帮工小屋的位置建一个游客中心。很快，瓦特兰就不再有农民了，或者就只留一个农民，让他看管盖勒韦马和高地牛、锄草、清理空软饮料罐、割芦苇，或者让他划着漂亮的平底船往来于未来的游客中心。其他的土地已经归属于森林委员会，我只是租用而已。一到春天，我就让博士曼风车偏离风向，为那些田凫、黑尾鹬和红脚鹬们灌溉部分土地，我也因此得到省里的补助。每年我赶回羊群的时候都这么做，我觉得这其实也不错，但我还是不愿意卖掉这一小块土地。
每隔六个月森林委员会就会来一封信，父亲总是热心回复。但我不，最后一封信我都没拿给他看，它就扔在桌子的一个小抽屉里。
看到地基，小屋的构造依旧可见。我用脚踢开树叶、枯枝和泥块，这里就是起居室，厨房在这里，卫生间和厅也在这里，地下室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满是砖块和泥土的大洞，混凝土之间宽宽的裂缝中长出了杂草。头顶上方几英尺应该是那间带两扇屋顶窗的大阁楼。我不喜欢孩子尖叫着在这里乱跑，也不喜欢某个农夫装模作样站在这里夸夸其谈。我希望能不时地走到这里，按我自己的意愿重建小屋，亲眼看着天花板轻轻合上，亲眼看着屋顶盖上红色的瓦片。我想象着起居室窗户敞开、有几瓶啤酒并飘着不淡不重的卷烟味。
我用手指梳理着湿发，用手掌搓脸。水是好东西，它很干净，可以洗掉各种各样的东西（灰尘、死皮和年龄）。在水里，人没有重量，水让人变得不顾危险，永不衰老。亨克将永远停留在十九岁。我看到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一只手拿着一瓶温温的啤酒，衬衫上面的几个纽扣没有扣上，另外一只胳膊靠在椅背上。亨克吻了吻我，就好像有人刚刚去世一样，孤寂的乐声轻轻飘荡着。我摇了摇头，用靴子尖踢开一团草。亚普，是亚普，他是个替代品吗？难道他是亨克的替代品，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该来的时候都会来的？
亨克怎么样了？
亚普怎么样了？
我动身返回农场，那里还有头上挂了彩的亨克，还有想要看到最后一个春天的老父亲。两头驴待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理我。我扶起父亲的破自行车，一条腿跨过大梁，沿着今天早些时候亨克骑车的路线往回骑，因为安装栅栏浑身的肌肉还很酸疼。库房里黑乎乎的。我打开工作台上的日光灯，将钳子挂到木板上，木板上钉有钉子并用铅笔勾画出了轮廓。我把拔钉锤挂上去，一边在想：我又怎么样了？
“你要去哪里？”
“离开。”
“你什么都没带。”
“那又怎么样？”
“你连罩衫都还没脱掉。”
“那又怎么样？”
“你的头感觉怎么样了？”
“痒。”
“很好，痒就好。”
他给自己倒了第二杯酒，我用手捂住我的杯子。我们吃牛排，还有土豆和四季豆。外面，天还没有完全黑，可我已经把边窗的窗帘拉上了。
“一只鸟怎么会作出那样的事？”
我耸耸肩。
“为什么就冲我来？”
我又耸了耸肩。
“我的胳膊没有知觉。”
“想象一下，如果它攻击的是罗纳尔，他的头还真是很脆弱。”
“这么说，它攻击我还是件好事喽？”
“从某种意义上说。”
“谢谢。”
我拿起第三块牛排，放到一个干净的盘子上，切成小块。
“你知道，你的手真蛮大的，”亨克说。
我舀了几勺土豆和一些四季豆到盘子上，将盘子推到他面前。“你把它端到楼上去，好吗？”
“好的。”
他去了好长时间。我洗完碗后从水槽下面的柜子里拿出指甲刷，母亲要我和父亲好好保护我们的手时曾买过一盒机械工用的肥皂，那盒肥皂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她去世后，肥皂盒在柜子里就越挪越深了。我最终在一个潮湿的角落里、一块破布下面找到了它，然后用这块粗糙的肥皂不停地搓手，直搓到手上的皮肤都快破了。
我在炊具室里脱下衣服，扔进洗衣篮，钻进浴室，打开水龙头，然后站到热水下面，一直到锅炉里的热水快用完、水开始冷了才用颤抖着的手指关上水龙头，擦干身子，将毛巾裹在腰间走进卧室。路上，我看了看壁炉台上镜中的自己，也看了看母亲，她也专注地看着我。我本想穿上干净的衣服，可看到了床，就不费那个神了。
我将毛巾扔到一个角落，然后走过去站在丹麦地图前。“瓦尔路斯，”我低声说着。“法鲁姆、霍尔特、比克勒、腓特烈斯韦克。”我的阴茎开始肿胀，赶紧钻到床上。我听到亨克下楼的声音，他穿过房子，似乎在我的卧室门前停了停，接着他把灯关了——这是根据他走的线路判断的。一会儿，他又上楼了，房子里一片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