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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道
作者【宋】邓牧
与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1]。内九卿、百执事，外刺史、县令，其次为佐，为史，为胥徒[2]。若是者，贵贱不同，均吏也。
古者君民间相安无事，固不得无吏，而为员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3]，其去民近故也。择才且贤者，才且贤者又不屑为。是以上世之士高隐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为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阴受其赐。
后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惧其乱，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详，然后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才且贤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为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天下非甚愚，岂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乱与危，何也？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二帝三王[4]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不亦盗贼之心乎？盗贼害民，随起随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
然则如之何？曰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
注释
[1]人主国君。理治理。吏大小官员的通称。[2]内九卿、百执事，外刺史、县令内指朝廷，外指地方。九卿，古时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周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历代颇有变化。宋以太常、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宗正、司农、太府为九卿。百执事，百官。刺史，州的长官。县令，县的长官。佐帮助地方长官办事的官。史官署中掌管文书的官。胥徒在官衙内办理案牍和供使役的人。[3]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尚书·周官》“唐虞稽古，建官维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又《尧典》，尧命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羲仲掌春，羲叔掌夏，和仲掌秋，和叔掌冬。又《舜典》，舜命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有《尚书》为证，故云“可稽”。[4]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
赏析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正直而有胆识的知识分子不能忍受黑暗的社会现实，却又找不到出路。因而，传说中的古代社会始终是一幅想象中的美好图画，是他们心中理想社会的模式。希望复古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颂古非今、借古讽今也就成为他们常用的斗争手段。邓牧的《君道》《吏道》等文章都运用了颂古非今的格局。
《吏道》讲任用官吏的道理。上半部分颂扬上古，下半部分批判后世，最后提出对策。颂扬上古，主要颂扬了君民之间、君吏之间、吏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国君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不大，正如韩非《五蠹》里所说的那样，尧的衣食住条件同守门者差不多，禹的辛苦同于奴仆，因而，君民之间相安无事。正因为君“去民近”，所以，用吏不多。君吏之间是君求吏，国君能够选贤任能，而“才且贤者又不屑为”，于是有许多名士高人隐居大山深谷。国君不是因此而震怒，而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诚挚、恳切地招贤授能，唯恐礼之不周，人之不至。“才且贤者”为官吏，往往是因为受到感动，不得已而出山的。这样，官吏的素质高，所以必能为民造福，“天下阴受其赐”，也必然会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君吏、君民、吏民三组关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文章开头就说，吏是与人主共理天下的人，是国君的助手，是国君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国君选贤任能也就必然带来吏民关系的和谐，吏民关系的和谐又促进了君民关系的和谐，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在三组关系中，作者认为吏是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国君则是决定的因素。从行文上讲，褒扬上古也是下文贬抑后世的需要。
后世社会的混乱正是这三者关系恶化引起的。作者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国君。由于国君采取了危害人民的办法来治理人民，害怕人民起来反抗，周密防范，严刑峻法，所以，“小大之吏布于天下”。这与上古“君民间相安无事”，吏“为员不多”大不相同。这是君民关系的恶化。这一关系的恶化带来了吏的素质下降，“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才且贤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为矣”。四个“愈”字一气而下，构成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连环套。可想而知，国君又必然愈加周防和禁制。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且每循环一周，必然引起矛盾的加剧。才且贤者不肯至，不肖游手之徒必然出入其间。这样又形成了“率虎狼牧羊豕”的局面。虎狼与羊豕的关系就成了后世吏民关系形象化的写照。这与上古“去民近”、“相安无事”、“天下阴受其赐”的和谐的君民、吏民关系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作者花很大的篇幅，揭露鞭笞官吏的暴行，严正指出，他们号为理民者，其实是天下动乱的根源。夺民之食，竭民之力，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真可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作者从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出，提出官民本应是平等的，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应该自食其力。官吏不能自食其力，“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这就与盗贼无异。盗贼尚有顾忌，官吏毫无顾忌，大白天也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足见危害之烈。作者目光如炬，他从吏的白日肆行、为所欲为，看到吏的后台老板是国君，不禁喝问道“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充分表现了一个政论家的胆识与雄辩。君民、吏民关系的恶化，根子还在国君身上。君制造了与民的对立，使德才兼备的人不愿为吏；君纵容吏欺压人民，导致了吏民关系的恶化。君民、吏民关系，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他们之间矛盾的尖锐、激化，必然引起社会的动乱。作者虽然看到了这一层，也反映了人民愤怒的呼声，但他不可能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认识，也不可能提出好的对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才且贤者”身上，希望回到上古去，提出“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这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不过，作者能如此尖锐地抨击暴吏，批判国君，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文章运用颂古非今、先古后今的格局，自然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批判的力量。上古是那样地好，现今是这样地坏，“回到上古去”，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推论，成为当时激动人心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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