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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镇？”吉丁叫嚷着，“看着也就是一个街区。城里的一个街区。比如皇后区里的一个。”
“小声点，”他说话时搂紧了她的腰，“这不仅是个镇，还是县城。我们管它叫城市。”
“这就是埃罗？”
“不。这是庞西。埃罗是个小镇。我们还有十四英里要走。”
这时她才明白，他为什么要租一辆车开到佛罗里达来。坐飞机是到不了埃罗的。他们得先到塔拉哈西或者宾萨科拉，然后乘汽车或火车到庞西，随后再开车到埃罗，因为那里不通长途汽车，至于出租车嘛——唉，他觉得怕是没有人肯载他们去那里。依他之见，开车去不成问题。她的行李中装进了他所有的一切。当他们走下长途汽车，她看到被儿子叫做车站的地方前面有八九个黑人在闲逛。儿子和其中一个至少谈了五分钟。他们又在售糖机旁边等了半小时，才有一个叫卡尔的黑人开来了一辆四门的普利茅斯轿车。
那黑人开车把他们送到埃罗，一路上都在直接地问这问那。儿子说，他是一个叫士兵的人在军队时的战友——他们是在从布鲁顿到盖因斯维尔的路上结识的。他说，他想顺路去看望一下老士兵。卡尔说他听说过士兵，可是从来没见过他。他从来没见过大领口的开司米毛衣，也没见过“查克瑞尔”牌皮靴，还不知道他们能够把牛仔裤做得这么紧身，除非是孩子，要是他们谁穿这样瘦的裤子，可没法好好干活了。因此他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后视镜。在阿拉巴马州的布鲁顿，没人穿这种衣服，而且他怀疑在蒙特戈梅里也没人穿。
他按照儿子的指点，在一栋房子前面让他们下了车，吉丁心想，既然儿子付了那人钱，而且下了车，大概这就是埃罗。
“那九十家房子呢？我只看见了四栋。”吉丁边向四下打量，边问道。
“就在这儿。”
“哪儿？”
“向四下扩展。在埃罗，人们不挤在一起住。来吧，丫头。”他拿起行李箱，像新郎似的满脸笑容，领她走上台阶。一扇有门框的门朝外开向仍是三月的上午。他们站在一道纱门前，透过门能看到一个男人背对他们坐在桌边。儿子既没敲门也没挪步，只一味看着那人的后脑勺。那人慢慢地转过脸，盯着他们看。随后便从桌边站起身来。儿子打开纱门进去，吉丁紧随其后。他没有走到那人跟前，只是站定了，面带微笑。那人既不说也不笑，只是看着他们。随后他举起双手，握成拳头，开始蹦跳，如同孩子跳绳般跺着地板。儿子无声地笑着。一个女人跑了进来，但那男人还在跳，还在跺地板。那女人带着点困惑笑看着儿子和吉丁。那男人越跳越高，越跳越快。儿子则一直看着，笑着。那男人还在跳绳，但不像儿子那样笑个不停。最后，直跳得把一盏灯震到桌边，把一扇窗子也震倒在地，震得孩子们都从门洞向里窥视，那男人随着他疯狂的脚步的节拍，用劲力气高叫着，儿子！儿子！儿子！就这样直叫到儿子抱住他的头抵住自己的胸口。“是我，士兵。是我。”
士兵挣脱出去，直盯着他的面孔，然后跑向后窗。“哇呼！哇呼！”他叫着，然后返回来，绕着房间迈了四步正步。两个男人来到前门，看向屋里走正步的人，随后又看着来客。
“士兵的老乡。”那女人说。
“士兵的老乡。”孩子们说。
“万能的上帝，是儿子。”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悄声说。接着就不说话了。儿子和士兵互相拍打着头、手和肩。
“谁给你买的这么瘦的鞋？”
“你的头发跑哪儿去了，黑小子？”
他问她肯不肯和士兵的妻子艾琳待在士兵家里，他好去看他父亲。吉丁不同意。她和艾琳已经聊了十分钟，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可儿子还是催着她，说他已经有八年没见过老人了，他不想这么久才重新见面就带着一个他父亲不认识的人进家门。她能理解吗？她说理解，边说边走出屋，来到士兵院子里的含羞草边。其实她一点都不理解，就像她听不懂儿子同士兵、德雷克和艾琳以及路过的人谈话时所用的语言一样；就像她不明白（或不接受）男人们把她排除在外，让她和艾琳与孩子们为伍，而自己则聚在门廊上，互相打过招呼后仍不理睬她一样；她也不明白他在听到一个姓布朗，叫萨拉、萨莉或萨迪的女人——她从他们提到名字的发音猜出那是个女人——去世的消息时何以会既惊骇又喜悦。但她还是同意了。天哪。埃罗。
他把她留在那儿，独自走向他出生的房子。砖砌的黄色前脸看着很小巧。同他和齐安涅同居的沙塔菲尔德的棚屋——就是他开车穿过的那栋房子——相比，这里曾显得又大又坚实。但它其实还没有昂丁的厨房大。门没有锁，但家中没人。厨房里炖着一锅辣味浓汤，他知道老人没有走远，也不会在外面待太久。他的父亲富兰克林·G. 格林从七岁起就被人叫老人，直到长大成人，娶妻生子，那小孩就叫老人的儿子，到第二个孩子出生，头一个孩子就简称为儿子。他们全家人都曾经住在这里。霍拉斯住在盖因斯维尔，弗兰克死在朝鲜，他妹妹弗朗西恩在杰克逊维尔的一家精神病院，小妹妹波基·格林仍然住在埃罗，但靠着径赛奖学金去了佛罗里达农工大学读书，这些都是士兵说的。他们这一大家子以前都住在这座房子里——和他妈妈一起。
没过几分钟，老人就爬上了前廊的台阶。儿子站在房子中间等候着。门开了，老人看着儿子，手中的洋葱掉在了地上。
“嘿，老人，你好吗？”
“上帝啊，你回来了。”
他们没有握手拥抱。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在屋里追着洋葱，互相问候了近况，后来老人才说：“过来，让我给你弄点吃的。虽说这儿没什么东西，也不像我刚才以为的那么少。”
“我在士兵家吃过了。”
“你到那儿去了？”
“我想在进门之前先打听一下你的消息。”儿子说。
“噢，我还没死，儿子。我还没死。”他笑着说。
“我看得出你还没有。”
“那些汇款真管用。”
“你都收到了？”
“噢，是啊。每一笔。不过我只用了其中一些。”
“一些？那全是给你的。你干吗不全用了？”
“我不能那么做。我不想引人怀疑。我实在没办法时才会兑一些出来。”
“不会吧，老人，别跟我说你还有剩。”
“都在那儿。”他冲两间卧室中的一间点了下头，“小猪在上学，你知道的。我得帮她一把。”
他们走进那间卧室，老人从床下取出一个白猫头鹰牌香烟盒，打开盖子。里面有用橡皮筋捆着的薄薄的一沓信封；用回形针夹在一起的一些邮局汇款单，还有几张十元和二十元的钞票。
“这都是给你的，老人。给你过日子的。”
“是啊。是啊。可你知道，我不想每月都跑那么远去邮局取钱。说不定会招人议论，又惹出别的事，引出官司来。所以我只是偶尔取一点。不声不响地，你知道。”
“老人，你真是个发了疯的老头子。”
“你去过沙塔菲尔德了吗？”
“没有。直接到这儿来的。”
“唉，你知道吗，萨莉·布朗不久以前死在这儿了。”
“他们告诉我了。”
“让她安息吧。”
“但愿如此。”
“她每天晚上睡觉都带着一支滑膛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