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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星村在当天担任冬本的替身，不可能一直坐到东京（会和新横滨上来的冬本相遇），所以特别重要的是该列车在新大坂——名古屋间的行车时间。也就是从十六时五十五分到十八时十六分之间的不在场证明。
对重要参考人的待遇，事实上和嫌疑犯相同。专案小组的查问非常严厉。
可是星村没有办法提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没有办法提出证明他在看电影的证人。
“真的没有人能证明你当天在哪里吗？”
负责调查的大川刑警，说话的口吻虽然还能保持对参考人的礼貌，可是看到回答时慌乱的星村，更加深了他就是替身的疑心。
“不管你怎么说，那是以前的事，不可能记得很清楚。”星村好像只会说这句话似的，反覆如此回答。
“你要听清楚，你好像还不太了解自己的立场，你应该知道去年十月十四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闪光六十六号的车厢内，新星传播的山口友彦被杀，你萨后台老板冬本信一可疑性很大，虽然尚未签发逮捕令，但我们逮捕冬本的事，你应该很清楚。就算和冬本没有什么的关系，做为纪久传播的一员，也应该知道。冬本因此丢掉经理的职位，对不对？到目前为止，冬本还有不在场证明。可是我们已经识破，那是假的不在场证明。有人受冬本的请托，搭乘回音一六六号，从东京到米原之间，打电话给东京二六一——四八六一，我们认为那个打电话的人就是你。你要知道，星村先生，这是在调查杀人事件。你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内情而帮冬本的吗？可能不是吧。只是他要你从新干线打一通电话，你认为这是小事，轻易的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自己成了杀人案的帮凶，你惊慌了。可是事到如今，又不能说出来。冬本让你出名，做为‘保密’的代价，所以就更不能说出来了。可是后来情况变了，纪久传播撤掉冬本的权力，大概知道我们怀疑他，为了顾全名誉才这么做的。我们都觉得太无情了。可是这么一来，你变成替他工作。如果不知道内幕，就不能算是帮凶，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可是事后知道情形以后还不说出来，关系就大了。现在还来得及，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吧。你现在已经没有义务帮助冬本了。你这样帮助他会吃大亏。不但是隐匿犯人，也可能成为杀人的共犯。这么一来，你这演艺人员的前途就完蛋了。”
大川的口吻越来越激烈，也证明了他的信心，毫不留情击溃拚命抗拒的星村。
纪久传播的无情，不用大川刑警说，星村本人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本来就没有意思帮助已经失势的后台老板。如果是能把自己捧出名的人，任何人他都愿意奉献出自己的灵魂。到现在一直都不肯说出来，就是怕被当成是杀人的共犯。那样的话，演艺人员的生命就结束了。
只要想到失去站在那道美丽彩虹上的资格，只要这么想一想，连活下去的气力都没有了。即使那是空虚的美，或短暂的灿烂虚像，在那里也确实能证明自我的存在。向社会宣告星村俊弥这里，向大众说明星村俊弥活在这里，而社会也肯定他。
——对我来说，没有财富、名气，而想活得美好，那不过是不能成为名人的贫民的梦呓而已。贫穷是很丑恶的事——
对一直如此坚信的星村而言，大川刑警说给他听的最后一句话：“成为杀人共犯，对你是致命伤”，的确是他最后的抵抗，也可以说对他的迷茫给予致命的一击。
星村终于承认了。正如专案小组的判断，为冬本做替身的就是他。
他的供词是这样的：
“十月十二日下午，在纪久传播的办公室，突然被经理叫去，命令我在明天之内到达大阪，当天住在大阪，然后搭乘十四日的回音一六六号，到十七时二十二分的时候，打电话给东京二六一——四八六一号。当我说，回音一六六号在新大阪下午很晚才会开车，坐十四日早晨的新干线或飞机再回来也来得及。可是经理说，万一中途发生事情，不能搭乘回音一六六号就不好了。为了安全起见，前一天一定要到大阪。并把已经准备好的车票，和大阪旅馆的费用五万圆等交给我。当时还再三交代，回音一六六号不对号的，要坐在人最少的地方，不要说话，不能让乘客或服务员留下印象，到十七时二十二分要准时打电话等。打电话时，对方会说是千代田庄，就接到柜台，你就以井上一郎的名字预约一个房间。而且又说，因为这是当天预约，也许预约不到，但也没有关系，我是一个很闲的人，又是冬本经理拜托的，虽然觉得怪怪的，还是答应了。看到我答应了，经理非常高兴，表示今后要特别提拔我。又拿出他经常穿的风衣，和一套西装、领带，和偶尔会戴的太阳眼镜，要我在明天离开大阪坐回音一六六号时穿上这些衣服。又说手表、戒指，领带夹等一切装饰品都不要戴、当时我也发觉经理是要我化妆成他。这时经理又说：‘因为某种关系，十四日那一天，我必须坐在回音一六六号上，否则就很不方便，所以你当我的替身吧。’对于他不肯说明的‘某种关系’虽然觉得不大对劲，但作梦也没有想到会被他利用，当成杀人的不在场证明。他告诉我，打完电话以后，在名古屋下车，到厕所或什么地方换回我自己的服装，然后就可以自由行动了。风衣以后还给他。尤其他再三交代，打电话时千万不要让服务生留下印象。然后，我照他的吩咐，坐上回音一六六号，在指定的时间，按照指定的电话号码，从指定的五号餐车要求打电话。因为正赶上管理的服务生用餐的时间，正忙着哪。又完全是例行公事，所以正如经理的交代，不可能对我留下印象。即使服务生不很忙，我也算是一名演艺人员，骗骗那种“外行人”的眼睛太简单了。我还自认把经理的角色扮演的完美无瑕。在名古屋下车，在收费的厕所里换回自己的衣服，在汤山温泉玩了一夜就回到东京。知道山口先生前一天在闪光号上被杀的消息，是在回程的车上。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和经理联想在一起。我突然产生疑心，是专案小组到纪久传播来查访经理的不在场证明的时候。我若有所悟的看着火车时刻表，假设搭乘回音一六六号，就绝不可能搭乘山口先生被杀的闪光号。知道这种状况时，我非常惊慌。经理大概也知道我起了疑心，为我找来好曲子，除此之外，各方面对我都很照顾。在过去根本不知道有我这种人的经理，似乎经常注意到我了。我的怀疑变成肯定，杀死山口先生的一定是经理。而经理也有这样的理由：万国博览会的企划被山口先生搞得毫无气力，而且连美村社长也被抢走。经理对社长有病态的固执，社长虽然适当的加以利用，但也似乎感受到一些心理负担。总之，在山口先生死前不久，一方面也是为了夺回万国博览会的企划，社长倾向山口是事实。我想我是被利用做为经理的不在场证明。可是这么想的话，又没有任何证据。我只是从回音一六六号上打电话，还不能肯定经理就是凶手，更何况不能当面问经理是不是你干的？那种话撕破我的嘴巴我也不敢问，如果引起冬本经理不满，等于断送了演艺人员的前途。当时经理在纪久传播的权力是绝对的。刑警先生，请你了解，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就可以告诉别人吗？何况这个人掌握着我的生杀大权。”
原来紧抱住冬本，拚命想登上明星宝座的人，如今拚命的想切断和冬本的关系。
那是非常难堪的场面。过去是距离越近，离明星宝座也越近；如今越远对他越安全。的确，在发生凶杀案时，他被利用做为工具；但在事件后，已经知道被冬本利用做为替身，却对警方的调查故意隐瞒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只是对于事情发生的结果缺乏认知，还不致于成为帮凶。
在录音机录录音的同时，记下重点的木山刑警心里这么想。
调查参考人的目的，是使这个人在事件中的立场明确化，并将有关供述写在调查表上。然后在起诉审判时，成为重要的资科，但一般参考人由于恐惧凶手报复，或下愿意被牵连，都不喜欢和警方合作。
因此，为了让参考人毫无保留说出和事件有关的事实，要确实了解这种心理，除去妨碍他们供述的障碍，尽可能造成易于供述的环境。
可是，有时候为了让顽固的参考人说出来，也有恐吓，故弄玄虚或暗示的情形。虽然，这会有供述和事实不符的危险。
可是，根据过去的调查，已经相当明确的掌握关系人和事件的关联，而且他的立场和嫌疑犯又很一致时，这种技巧非常有效。参考人至少在事前知道和事件有点关系，才算是参考人，和对事件毫无关联的一般查访对象是不同的。
大川刑警能让星村供述，正是这种技巧运用之妙的结果。
首先，肯定冬本已经没有任何权力，消除来自冬本的压力后，再以“帮助杀人”恐吓，击中演艺人员的弱点，让他屈服。
检讨供述的真实性后，请求签发对冬本信一的逮捕令。当天下午由地方法院发出对冬本的逮捕令。这一天是一月二十三日，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进入第四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