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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无处收留：吴三桂</h2>
一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人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年四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继洪承畴之后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投过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涌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这些信件娓娓说明，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地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你的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你丧失的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社会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漶漫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你的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和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价值，即在于用自己的行动去注解忠孝仁义这些天理，否则你的存在不仅毫无价值，甚至不如禽兽。所以，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中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于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别无选择地属于这个世界。他的人格取向不可避免地认同于正统价值观的守护者：忠臣孝子。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
风华正茂的青年将领吴三桂是大明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年末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八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父亲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皇太极为什么带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现在此地，史书中未有明确记载，不过吴襄的境遇却可想而知。吴襄急忙撤退，但是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包围。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
我们无法确知十八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吴三桂和父亲的感情真的很好，这在那时是并不多见的情形），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人的重围之中。
皇太极此时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把它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每一例出于人性自然的道德行为立刻会被社会舆论纳入伦理纲常系统大加褒扬，为了鼓励人们的这种行为，社会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赏罚机制：德行能直接换取官阶和禄位。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性地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他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他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年仅三十二岁，他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选择中的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明确的，他拒绝了舅舅的建议。此举很快就为朝廷所知，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不过，从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便会得知，他的这一选择并不轻松。
二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代那样重视名教纲常。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不承认人的生存的自主权利，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式的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造成实际道德标准的缺失。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过分张扬的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证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隆以来，整个明朝社会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也居然争献媚药秘方。嘉靖年间，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因为长生之术见用，官到礼部尚书，陶仲文更是一身而兼三公。下九流出身而位极人臣，让人瞠目不已。事实上，贪污是官僚们的日常工作，金钱实际上已取代了一切价值标准，社会正义被统治阶层远远抛开，到处是暴富和赤贫的强烈对比。
有人说，十六、十七世纪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的晚期，人性的约束实际上固然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人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这个自古以来强调道德价值的群体，终于在此时成为世界上最为现实主义的民族。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口所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羡余（国家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朴任意；囊橐既足，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可惜仅仅描述症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名医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烂。
这一切都发生在三纲五常的覆盖之下，牌坊依然一个接一个地树起，海瑞那样死抱教条的书呆子依然不断出现，正是他们，成了公众所需要的社会装饰品，点缀着人欲横流的社会的外表。在此表象之下，社会的精神支柱已被抽去，正统价值观念已经不能整合社会力量，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人们之间的深刻的不信任。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满朝文武只知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其他都是假的。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崇祯皇帝杀了大宦官魏忠贤，可还是不得不违心地任用宦官去监视各地的文武百官，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士大夫负国家。
王朝已丧失整合人心的功能，内部力量的相互消耗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局面。官僚系统只是因为金钱的润滑才勉强运转。到处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混乱、贪墨、丑恶和颓废。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总笼罩在人们的怀疑目光之中。
整个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军事领袖袁崇焕，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继袁崇焕之后又一个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是被猜忌怀疑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按正规途径升入社会上层。不过和一般读书人不同，教条化的儒教灌输模式并没有毁坏他的思维能力。他通达权变冷静务实，办事能力极强。崇祯初年（1628年），陕西农民军震动天下，官军望风而逃，洪承畴受命前往镇压，六破李自成军，俘获起义军首领高迎祥，给农民军以毁灭性打击。陕西战事初平，关东形势吃紧，崇祯皇帝又征洪承畴总督辽东军事。洪承畴总结前几任辽东军事长官屡战屡败的教训，制定了稳扎稳打的战略，针对满洲人羽翼已成、实力颇丰的现实，决定采取屯田久驻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把满洲人赶回老家。应该说，这是当时情势下唯一现实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个胜机。可惜洪承畴这个战略构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对，性格急躁的崇祯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员们一致主张速战速决，他们认为天朝大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异族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指责洪承畴怯懦畏缩、糜饷劳师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递到皇帝面前，皇帝则派出一个又一个太监到前线监军，谕旨里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怀疑和杀机。被逼无奈的洪承畴仓促出战，结果是全军覆没。
洪承畴不是败给了满洲人，他败给的，是自己的同胞。
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亲眼目击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和每个处于历史大情节之中的人一样，他并不能清晰洞见情节的转折点，但是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国的死亡气息。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吴三桂，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做这艘破船的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