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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梁启超在形容自己时，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把“梁启超”这个人身上所含的“趣味”元素抽出去，那么所剩物质就无几了。借用这比方也可以说：如果把“曾国藩”这个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么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成分。
一
虽然有巨蟒转世的传说，实际上乡塾教师曾麟书的这个儿子只是个极普通的孩子。老曾家的人里向来缺乏俊秀之才。曾麟书终生苦读，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补上个秀才资格，在读书人里算是比较笨的了。曾国藩本人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考了九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他天资的平庸。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便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为幼年颖异，有神童之誉。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令曾国藩望尘莫及。曾国藩也常说自己“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称最钝拙”，这些也并不完全是谦词。
曾国藩的家乡白杨坪，处在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风景不恶，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曾国藩在诗中说这里“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有史以来，在曾麟书之前，这里连个秀才也没出过。
一点也看不出一个震古烁今的大人物将要从这里走出去的迹象。
二
曾国藩自拔于流俗，得力于他身上那种湖南山民特有的质朴刚健气质。
恶劣的自然条件，压不垮湖南农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封闭的环境里民风朴拙，人们没有别的生计，只知道下死力种田。中国农民的自我克制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艰难的生存磨炼了他们的顽强和坚忍。虽然只有一个小院，数间茅屋，巴掌大的土地，但是一家人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春种秋收，喂猪养鸡，一时一刻也不愿白白放过。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亩薄田，侍候得无微不至。虽然艰苦的付出和微薄的收获不成比例，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好饭，穿不上几件好衣，可是他们从来不知抱怨，一个个乐观知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说，看一个家庭的优劣，不是看是否贫穷，而是看是否有奋发的气象。只要有“兴旺气象”，这个家庭总有出头之日。这便是来自他自身的经验。
和普通农家相比，曾家家风更为严峻。祖父曾玉屏虽然不大识字，但是有主见有魄力，性情刚烈，为人严正，在乡里很有威望，哪里有纠纷总是找他排解。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曾国藩继承了他祖父刚直强毅的性格特点，他对自己的祖父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在家书中，常常谈到祖父的言行，奉为圭臬。“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就是这个山村里朴实本分的孩子。在严峻的家风督促下，他从小勤奋刻苦，虽然天资不太高，但由于拼命发愤，在连考七次之后，终于考上了秀才。次年中举，再经过三次会试，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中进士，成功地走完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他带着农家子弟的天真拙朴和吃苦耐劳精神走进了人文渊薮——北京。
中进士之前，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日夜苦读，只为了能有出头之日，对儒学的大道理，并没有时间去研究。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他才发现自己学问修养毫无基础，“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中来”。在藏龙卧虎的翰林院，他见到了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大儒们的高美仪范，知道人可以做到“浑然如天地，粹然如和风”的境地。他下定决心要弄通人生大道理，奋发向上，使自己的一生得到最完满、最壮美的实现。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设计为这种心理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释放途径。儒家学说认为，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超凡入圣”，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这样一个壮美的人生设计虽然极为诱人，实际上却带有浪漫空想的色彩。“圣人”是一个超自然的概念，“学做圣人”便是个超越自我的过程，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要求人把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限度，每时每刻都严格控制自己的思想，使它不能逸出于儒学规范之外，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有的人虽然用圣人之言敲开了仕途之门，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所谓圣人之道；有的人曾为这个理想激动过，尝试过，终因这种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终放弃。曾国藩，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一旦被这个理想所征服，便义无反顾，百折不回，用农民的质朴顽强去践履，终于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成绩。
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只在封侯，而更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书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在这个规模基础上，他开始坚苦卓绝地建设自己的人格理想。
曾国藩学习理学家倭仁的修身办法，坚持写日记，在日记中把一天之内的每件事、每个念头都记下来，有点滴不符合圣贤规范的做法想法，都严格地自我检讨，把“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到朋友家拜客，见到主妇时，“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交谈时，“有一言谐谑，太不检”。都要深刻检讨。甚至做梦时梦见自己发财，醒来也痛骂自己一番，责备自己贪财之心不死。他还学习静坐之法，每天静思反省，不断和自己的私心杂念搏斗。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确恰当；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贪多求快，总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的缺点毛病。不过，和大部分年轻人不同，他有着钢浇铁铸般的执着顽强。翻检他的日记，从少时起，直到暮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对自己痛责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责、焦虑、悔恨、恐惧的时刻。壮年之时，为了克制自己的生理欲望，他“日日自苦”，以求“不至佚而生淫”，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作为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损失了许多做人的乐趣。他真是花岗岩脑袋、混凝土脚踵。在那些常人不能忍受的关口，他都忍受过来了。在家书中，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导子侄说：“凡事皆有极困难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现身说法：“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实际上，儒家的人格理想是一种风险极大的设计，几乎就不具有可操作性。它使人日日如在悬崖之侧，一不小心就跌入人性弱点的深渊之中。自古至今，大多数人逃离了这条险途，或仅仅以此装点门面，或遁入老庄一路。只有曾国藩走得异常老实坚定，他给自己立了这样一个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把自己推入“圣贤”和“禽兽”的两极选择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过这种本质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诚慎独等优良品性熔铸到自己身上，涤去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虚伪、阴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达到高尚澄明的境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他以圣人之心为心，行动中没有做作气、虚荣心、自得感。他把行动与本心打通了，自有一番大境界大心胸，是一个真性真情的真男子。
事实证明，这就是“天资钝拙”的曾国藩事业成功的基础。
三
成就大事业，仅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够的，还得有大本领。曾国藩的大本领同样是从顽强刚毅中锻炼出来的。
四十二岁那年，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其时正值太平军兵抵湖南，咸丰皇帝命他在家乡办团练。一介书生从此开始了带兵生涯。
曾国藩正值壮年，已是二品大员，性情刚直，自以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钦命，所以办起事来雷厉风行，锋芒毕露。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十分厌恶，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一个个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却都是行家里手。从巡抚以下，都因为曾国藩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而深怀不满，处处对他下绊子、打冷枪，掣肘使坏，弄得曾国藩事事不顺。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练勇半年之后。曾国藩训练团勇，要求当地绿营兵一道会操。平时懒惰惯了的绿营兵受不了他严酷的训练方式，在军官的挑动下，聚众闹事，攻入曾国藩的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曾国藩狼狈逃命，才幸免一死。曾公馆和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事发之时，全城皆知，巡抚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才假惺惺地出面过问，事后，对肇事者未加任何惩处。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受此挫辱，刺激极大。一开始，他想上疏给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员弹劾一遍，出出胸中闷气。可是冷静下来一想，这样一做，以后在湖南办事更难。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他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争这一时闲气，而是从头开始，发愤振作，练成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给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员看看。
正是这一刺激，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心理能量。他离开长沙，移驻衡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一改协助地方官训练团勇的初衷而要建立一支自家的军队，和太平军一决雌雄。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如果没有这次受辱，也许他不会下那么大的心力去建立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这是他从挫折中得到的大智慧。他咬紧牙关，把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湘军因此而诞生，曾国藩的“中兴伟业”也即此起步。
曾国藩一生中的第二次大挫折发生在湘军刚刚成军的时候。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他耗尽心力，练成了这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他对这支队伍的组织、训练、装备、后勤，无不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力求万无一失。他非常重视首战的成败，认为这对士气人心将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成军之后，耐心等待战机，没有十分把握，决不出战。连咸丰皇帝屡次下诏催他出兵，他都以准备不充分为理由拒绝了。
谁知，精心准备的第一战竟是个彻底的败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