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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觉得他的回答基本合乎情理。可以想象，开业的前夕，零星事务堆积如山，要从—大堆琐碎的事务中脱出身来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可是，警官先生，”这时在大泽满面笑容的脸上，浮现出讥讽而冷淡的神态。
“警官先生，你们光是问我事件发生时在什么地方，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听说总经理是被人推下来的，可当时我并不在十六层总经理房间里，只要你们问一下服务站的人就能搞清楚……对不起，警官先生，我想说句不客气的话，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官，大概不会连这样简单的逻辑关系都推导不出来吧：当时不在现场的人怎么会把被害人推下楼去呢？既然能够证明当时我不在现场，您这样不厌其烦地调查我当时在现场以外的何处，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直被刑警追问的大泽开始“反击”了，这反击来势凶猛，山路和村田几乎招架不住了。
要求当时不在现场的人证明自己在现场之外的什么地方，恐怕是有些无聊。警方当然明白这一点，但又必须追问大泽。这是因为在十六层楼订有房间的五个人中，只有他一人在案件发生时去向不明。警察局认为有疑惑的地方，正被受调查者看作荒谬之处。大泽自信地强调，反正当时自己是在饭店之外，即使无人证明也无关紧要。
二
“你怎么想呢？”
大泽走后，仍然坐在大厅沙发上的山路问村田刑警。
和警视厅侦察一科经验丰富的老手配合侦察，年轻的村田不得不慎重地说：“大泽的申辩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的，但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噢，哪一点呢？”
“大泽过于自信地说，当时自己不在十六层楼是已被服务站证实了。一般情况下，要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案件发生时自己在现场以外的ｘｘ地方。但是大泽却主张既然已证明本人未在现场，就没有必要再证明他去现场以外的什么地方了。这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他怎么知道服务站为自己做了证呢？”
“也许是他知道我们已调查过服务站了。”
“有可能。但是我从他的言语表情中总觉得他一开始就知道服务站已经为他作了证明。因此，问题不在于他当时是否在现场。他不在现场的证明当然是成立的，但其形式，与通常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正好相反。
“如果服务站的人不予证明的话，大泽就得拿出正规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因为在十六层订有房间的人中，只有他一人当时下落不明。”
“正因为服务站已为他作了证，所以他放心了。”山路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说得对，”村田接着说：“我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大泽与案件有关连，并且他肯定知道服务站会证明他不在现场；或者不是这样，那么大泽说的话与服务站证明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
“这么说服务站的人是同案犯了？”山路以怀疑的口吻再次提出这个早已被否定的问题。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怀疑会不会是大泽的巧妙安排，使服务站肯定会作出那样的证明呢？”
“……”
山路被村田的设想吸引住了，他拧着眉头思索着，没有回答。
“服务站的人从六时三十分开始值班，仔细想想看，这对大泽来说是有利的。那天晚上是开业的前夕，客人还没有住进来。可是服务员却在案件发生前三十分钟左右就开始睁大眼睛值班，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待命，这不是有些过份吗？从前服务站是没有这类事情的。”
“这么说，服务员值班是按大泽的意志安排的啰。”
山路的第六感官神经突然被强烈地刺激了一下。他隐约感觉到大泽不在现场却又去向不明的疑点，似乎抓到了头绪。即使服务员不是同案犯或从犯，那么会不会被利用而成为大泽的工具呢？这可是一个新的解释。
在没有住进客人的情况下，就突然让服务员从六点半开始值班，要么有些过分。
“有必要再问一下服务员，值班到底是受谁的命令。”
二人又徒步登上十六层楼。服务站的工作是三班倒的，分早班、中班、晚班，西田他们正好是早班。但饭店刚刚开业，虽说是轮班，其实常常是全员出动也忙不过来。
当班的大井说，那天他们是遵照西田的吩咐在此待命的。
紧接着又问了西田，从而得知，是大泽秘书事先通知他们，经理和总经理要在六点半左右视察馆内，因此从六点三十分起要值班待命。
“大泽秘书！真的是大泽先生！”
刑警们不出得脱口而出。侦察工作刚刚开始就有了点眉目，山路和村田心里一阵喜悦。
“是呀，不过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西田被他们惊奇的样子弄得有些莫名其妙，十分惊讶地反问道。
“那么后来呢？经理一行来巡视了吗？”
“没有，因为发生了坠楼事件。”
“大泽秘书没有讲巡视的时间吗？”
“他只说是过一会儿。”
“以前有过经理们视察的事情吗？”
“有过。总经理、经理、各部部长以及科长们，一来就是四、五十人，我们把他们叫作‘诸侯仪仗队’。”西田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