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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拉卡波那拉的订位是四个人的。加百列步行来到法尔内塞广场，发现帕斯纳正在法国大使馆附近等着他。他们一道走到阿尔蓬皮埃尔餐厅，选了一张安静的桌子。帕斯纳点了红酒和玉米糕，又递给加百列一枚空白信封。
“这东西花了些时间，”帕斯纳说道，“最终在另外一份报告里找到了克里布斯的线索，那份报告的内容是关于一个纳粹党人的。他的名字叫阿洛伊斯·布鲁诺。你对布鲁诺了解吗？”
加百列回答说，这人是艾希曼的高级副官，专干集中驱赶的勾当，对于将犹太人大规模集中在犹太区、然后送进毒气室的活计十分在行。他同艾希曼联手，集中驱赶了奥地利的犹太人。在战争的后期，他处理了希腊萨洛尼卡和法国的驱赶工作。
帕斯纳显然是受了触动，举手将一块玉米糕刺穿了：“战后他逃到了叙利亚，在那里他化名为乔治·费舍尔，做了政府的顾问。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叙利亚的现代情报和安全系统都是由阿洛伊斯·布鲁诺一手建设的。”
“克里布斯也为他工作吗？”
“看起来应该是。打开信封。再有，顺便说一句，读这份报告的时候请你怀着应有的尊重，编制它的人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好好看看特工的代号吧。”
“梅纳什”是以色列传奇特工伊莱·科恩的化名。科恩1924年生于埃及，1957年移民以色列，随即志愿报名，为以色列情报部门工作。他的心理测试结果很复杂。结果显示他智商极高，而且天赋异禀，记忆力超群，同时又显示他“过分自负”，并且认为科恩在谍战第一线必定会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科恩的档案就此尘封，一直到了1960年。当时叙利亚边境局势紧张，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在大马士革安排一名间谍已刻不容缓，漫长的遴选却并无理想结果。接着海选范围扩大，曾经被拒绝的候选人也成了选择对象。科恩的档案再次开封，不久，他就受命执行任务了，而且这项使命一直伴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经过六个月的强化训练，科恩化名为凯末尔·阿明·塔比特，被派往阿根廷，为的是编排一出用于掩护的假想故事：一位成功的叙利亚商人一生旅居海外，有意落叶归根。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社区里广泛取悦逢迎，建立了许多重要的人情关系，其中包括同阿明·哈菲兹的友谊一一此人日后成为了叙利亚的总统。
1963年1月，科恩转入大马士革，开办了一间进出口公司。由于获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叙利亚社区的推荐，他很快成了大马士革社会和政坛的热点人物，同军界和叙利亚复兴党的高层人物发展着关系。军官们带科恩到各军事部门参观，甚至带他去了戈兰高地上的战略要塞。哈菲兹少校就任总统后，有人便预测“凯末尔·阿明·塔比特”将要进入内阁，甚至会入主国防部。
叙利亚情报部门全然不知这位殷勤和蔼的塔比特实则是以色列间谍，正在源源不断地将情报送过边境线。紧急情报是由加密的莫尔斯代码通过无线电传送的。更翔实和具体的情报则用显隐墨水书写，然后藏在金属嵌花家具的箱子里，运往欧洲某处的以色列情报站。科恩提供的情报，为以色列军事规划者打开了一扇意义重大的窗户，帮助他们更清晰地审查大马士革的军政局势。
最后，科恩热衷冒险的预言得到了验证。他使用电台的时候越来越轻率，他会在每天早晨同一时间发报，或是一天之内多次发报。他发报问候自己的家人，还为以色列国家足球队在国际比赛上的实力发出惋惜。叙利亚的国家安全机构配有最先进的苏制无线电侦测设备，他们开始搜索藏身于大马士革的以色列间谍了。他们在1965年1月18日找到了他，闯进了他的公寓，发现他正在向以色列的上线们发报。科恩的绞刑于1965年5月执行，叙利亚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加百列借着摇曳的烛光读了第一份报告。它是通过欧洲的渠道于1963年5月发布的。这是一份关于复兴党内部复杂形势的详尽报告。其中有一段全部是关于阿洛伊斯·布鲁诺的：
我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见到了“费舍尔先生”。主办酒会的是复兴党高层的重要人物。费舍尔先生面色不太好，因为他最近在开罗遭遇信件炸弹袭击，失去了一只手的几根手指。据他说想要他命的人是来自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渣：他声称他在埃及的工作不仅仅是同以色列特工作个了断。当晚陪同费舍尔先生的是一位名叫奥托·克里布斯的男子此前我从未见过克里布斯。他身材高大，蓝眼睛，非常显著的日耳曼人相貌，同布鲁诺不一样。他喝成士忌喝得很凶，似乎是个性比较弱的类型，是有可能用勒索或其他手段制服的人。
“就这些了？”加百列问道，“就只有鸡尾酒会见了一面？”
“显然如此，不过别灰心。科恩还给了你另一条线索。看看下一份报告。”
加百列低下头读起来：
我上周在国防部的接待室见过“费舍尔先生”。我向他问及了他的朋友克里布斯先生。我告诉他，我和克里布斯讨论过一项商业企划，一直没有听到他的回音，所以我很失望。费舍尔说这没什么可惊异的，因为克里布斯最近移居阿根廷了。
帕斯纳为加百列斟了一杯葡萄酒：“我听说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季节非常宜人。”
加百列和帕斯纳在法尔内塞广场分手，随后加百列独自沿着茱莉亚大道走回酒店。夜里的天越来越冷，街上非常暗。沉沉静寂配上他脚下粗糙的石子路，让他不由得想起一个半世纪以前的罗马，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依然是梵蒂冈教廷。他想象着埃瑞克·拉德克就走在同样的路上，等待着他的护照和通往自由的船票。
不过来到罗马的真的是拉德克吗？
根据胡德尔主教的档案，拉德克于1948年来到神学院，很快又以奥托·克里布斯的身份离开。伊莱·科恩在大马士革发现“克里布斯”的时候已经是1963年了。接着，根据报告，克里布斯又移居阿根廷。这些事实暴露了一个刺眼的、而且可能无法圆说的矛盾：在路德维格·沃格尔的公案里，根据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自1946年起，沃格尔都生活在维也纳，为美国占领军当局工作。如果这一条属实，那么沃格尔和拉德克就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果那样，又如何解释麦克斯·克莱恩确信他曾在奥斯威辛见过沃格尔的说法呢？还有加百列在上奥地利的度假屋里取得的那枚戒指又作何解释呢？还有“1005，干得漂亮，海因里希”，还有那块手表呢？还有“赠与埃瑞克，敬慕你的莫妮卡”呢？会不会是另一个人于1948年来到了罗马假扮成埃瑞克·拉德克？如果是这样，又是为什么呢？
加百列思忖着这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费舍尔说这没什么可惊异的，因为克里布斯最近移居阿根廷了。帕斯纳说得对。加百列别无选择，唯有到阿根廷去继续搜索。
一阵虫鸣般的摩托车嗡嗡声敲碎了沉沉的静寂。加百列回头一瞥，正好瞥见车子开过转角，转进了茱莉亚大道。接着，它突然加速，向着他疾驶而来。加百列停下了脚步，双手从外套口袋里伸了出来。他需要作个决断。是像一个普通罗马人那样站在原地，还是转身疾跑？几秒钟后，逼人的形势替他作了决断一一因为头盔遮面的骑车人已经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配有消音器的手枪。
加百列一头扎进了一条窄巷子，与此同时，手枪已连续吐出了三条火舌。三发子弹射在了一座建筑物的石基上。加百列矮身低头。快步奔跑。
那摩托车速度太快，掉头不及，于是滑过了小巷的入口，僵硬地转了一个圈。加百列赢得了关键的几秒钟时间，在自己和袭击者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向右转，来到一条同茱莉亚大道平行的街上，随后突然向左。他的计划是直奔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大街，那里是罗马最宏大的街道。街上一定车流不息，人行道上会有熙攘的人群。在二世大道，他就能找到藏身之所。
摩托车的轰鸣越来越响。加百列窥了一眼身后。它依然在追他，且迅速接近，快得骇人。他奋力冲刺，双手划动着空气，急促而粗重地喘着气。车灯的光罩住了他。他看见自己的影子投射在路面的石头上——那是一个双手狂舞的疯子。
又一辆摩托车开了进来，一个急停恰好挡在他的面前。头盔遮面的骑车人抽出了武器。是啊，顺理成章的结果——一个圈套，两个杀手，逃命无望了。他感到自己像是靶场里的一块靶子，正等着被一枪撂倒。
他继续往前跑，跑进了灯光。他的双手举起，自己也能看得见。那是一双变了形的紧绷的手，好像一幅印象派画作里某个人物的手。他发觉自己在号叫。声音从周围建筑的砖墙石灰上反射回来，在他自己的耳朵里震荡着，如此一来他连摩托车的轰鸣也听不到了。在他眼前闪过一幅图像：他的母亲站在一条波兰公路旁，埃瑞克·拉德克的手枪指着她的头。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使用德语在尖叫。这是他做梦用的语言，是他噩梦中的语言。
第二位杀手端起了武器，又掀开了头盔的眼罩。
加百列听见了自己的名字。
“趴下！趴下！加百列！”
他一瞬间听出这是基娅拉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