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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这是一幢老旧的公寓楼。它所在的位置是慕尼黑一处漂亮的小城区，名字叫作勒海尔区。院门临街，主入口的门前是一座整洁的庭园。楼内的电梯很不牢靠，更多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从楼梯间爬到三层。房间里的布置是酒店的样式。卧室里有两张床，客厅里的沙发是一件可以兼作书桌和卧床的组合家具。在储藏间里还有四张备用小床。食品柜里藏满了可以耐久存放的食物，餐具柜里有八副餐具。客厅的窗户俯瞰着街道，然而不透光的窗帘始终闭合着，于是公寓内部永远是夜晚。电话机没有电铃，只有红色的闪光灯指示着有没有电话打进来。
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地图：维也纳中部、维也纳都市区、奥地利东部、波兰。在窗户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欧洲中部地图，显示出完整的逃逸路线，从维也纳延伸至波罗的海海岸。沙姆龙和加百列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争论才确定线路的颜色使用红色。从远处看，它仿佛一条血色河流，这恰恰是沙姆龙期望达成的效果：血，流经了许许多多个埃瑞克·拉德克的手，流成了河。
他们在公寓里只说德语。这是沙姆龙定下的规矩。拉德克依然称为拉德克，不过不许说全名。沙姆龙不愿意称呼他从美国人那里买来的名字。沙姆龙还定下了别的规条。这是加百列规划的行动，所以是加百列施展的舞台。是加百列，用来自他母亲的柏林口音，向团队发市指示；是加百列，审查来自维也纳的监视报告；一切行动的最后决策，也要由加百列来作出。
最初的几天里，沙姆龙努力地适应着配角的地位，然而他对加百列的信心渐渐加强，他发觉悄然溜进幕后才更方便些。尽管如此，每一位经过保密公寓的特工都会感到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在他们头上。沙姆龙似乎从来不睡觉。他可以几个小时站在地图前，或是摸黑坐在厨房的桌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倒像一个正和自己的良心作斗争的男人。“他就像个临终病人，为自己筹划着葬礼，”说这话的是一位讲德语的老特工，名叫奥代德，加百列让他在这次行动中负责驾车逃跑，“如果这一锤子办砸了，他们就会把败绩刻在老头儿的墓碑上，就刻在大卫之星的下面。”
即使在最佳条件下，这样的行动也需要数星期的时间制订计划，加百列却仅有几天时间。当初，“天谴”行动为他打下了好底子。“黑色九月”组织的恐怖分子不断地行动，忽隐忽现，令人崩溃。因此一旦确定了一个人的位置，又明确了身份，打击小组就会闪电般的出手。监控组迅速到位，车辆和保密公寓安排妥帖，逃逸路线提早制定。加百列从前储备的这些经验和知识在慕尼黑都派上了用场。极少有哪个情报官员比他和沙姆龙更了解迅速规划和闪电出击的真谛了。
到了晚上，他们会收看电视里的德语新闻。邻国奥地利的大选吸引了德国观众的注意。梅茨勒遥遥领先，每到一站，他的拥护者人数都在增加，就如同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看这样子，奥地利就要做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从极右翼阵营里选出一位总理。然而古怪的是，在慕尼黑的保密公寓里，加百列和他的团队却在庆幸着梅茨勒的冉冉升起，因为要是没了梅茨勒，他们通往拉德克的大门就会闭合。
按照惯例，新闻结束不久，他们就会接到来自扫罗王大道的勒夫的问候：他会逼着加百列回答一些无聊的查问，看看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大事。这段时间沙姆龙会很放松，因为他不需要接受任何行动指令。加百列会把电话紧贴着耳朵，来回踱着步，耐心地回答勒夫的每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如果灯光合适，沙姆龙能看到加百列母亲的影子，就在他的身边一道踱着步。虽然没有人这么说，但她，其实是这个团队里的一员。
每天一次，通常是在下午时分，加百列和沙姆龙会溜出保密公寓，到英格兰花园去散步。艾希曼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头顶。加百列认为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存在。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来了。那天晚上，在维也纳，麦克斯·克莱恩对加百列讲了那位党卫军军官的故事：此人在奥斯威辛亲手谋杀了数十名囚徒，如今却每天都坐在中央咖啡馆里，享受着午后的咖啡。直到此刻，沙姆龙仍然极力避免提到艾希曼的名字。
抓捕艾希曼的故事，加百列以前听过许多次。不错，1972年9月，沙姆龙就使用这个故事刺激了加百列，使他加入了“天谴”的行动团队。在英格兰花园的林荫步道上，沙姆龙所讲述的版本更为详细，胜过了加百列此前听到的所有版本。加百列懂得，他说的这些并不是一个老头儿絮絮叨叨地回顾自己昨日的荣耀。沙姆龙从来不会吹嘘自己的成就，出版商也绝对没机会出版他的回忆录。加百列知道，他告诉自己艾希曼的事情，是有理由的。我走过的路，是你也会走过的。沙姆龙这样说，不过会换个时间，换个地点，由另一个人陪伴；但这个历程你应该知道。有几次，加百列感觉自己仿佛在陪着历史老人走路。
“等待逃离的飞机，那是最困难的阶段。我们带着这个阶下囚困守在保密公寓里。有些成员无法忍受这样看守他，我只好一夜又一夜守在他的房间里，看着他。他被锁在一张铁床上，穿着睡衣，戴着遮光眼镜。我们是严格禁止同他交谈的。允许同他讲话的，唯有审讯员。我没法遵守这些命令。你想想看，我必须知道，这个连见了血都恶心的男人，如何就屠杀了我们六百万的人民？他又是怎么杀了我的父母、我的两个姐姐？我问他为何要那么做，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因为那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加百列——似乎他只是一个银行职员或是火车上的列车员。”
后来，站在拱桥的栏杆前，他们俯瞰着流水。
“有一刻我的确想杀了他，加百列——当时他告诉我，他并不恨犹太人民，他其实还很敬慕犹太人。他还想让我相信，他多么喜爱犹太人，于是开口背诵我们的经文：听吧，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上帝！这几个词从他这种人嘴里说出来，我实在受不了，就是这张嘴发布了屠杀六百万人的命令。我伸手掐住他的脸，掐得他闭上了嘴。他开始颤抖抽搐。我以为我把他弄得心脏病发作了。他问我是不是要杀了他，他还求我不要伤害他的儿子。这个人曾经把别人的孩子从父母手里夺下来，扔进火里，现在却关心自己的孩子，他还以为我们会像他一样，连儿童也谋杀。”
在一座废弃的露天啤酒店，一张布满划痕的木桌前。
“我们要求他同意自愿随我们回以色列，他当然不愿意去。他想在阿根廷或德国接受审判。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他都得在以色列受审。我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允许他喝了点红酒，抽了支烟。我没有和杀人犯一道饮酒，我做不到。我向他保证，他会获得一个机会，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陈述他的所作所为，保证他会接受公正的审判，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对结果不作任何幻想，但听说能向全世界为自己作个解释，他似乎颇为所动。我还对他直说，至少还有人明确通知他将被处死，他自己却剥夺了几百万人的这份尊严。那些人听着麦克斯·克莱恩奏着小夜曲，走向‘更衣室’和毒气室的时候，还都蒙在鼓里。他在文件上签了字，填写日期的时候活像个熟练的德国官僚。事情就这么办妥了。”
加百列专注地听着，衣领竖着，裹着耳朵，双手塞在口袋里。沙姆龙的焦点从阿道夫·艾希曼转到了埃瑞克·拉德克。
“比起我，你有个便利条件，因为你曾经在中央咖啡馆面对面地会过他。当初在行动前，我只是从远处见过艾希曼。当时我们是在监视他的寓所，计划抓捕行动。不过我没和他说过话，连站在他身边的机会也没有。我精确地知道他的身高，却无法在眼前勾画出他的面貌。我大概知道他说话是什么音调，然而我却并不熟知。而你了解拉德克，不幸的是，由于那个曼弗雷德·克鲁兹，他对你也有所了解。他还会希望了解更多。他会感到自己已经暴露，会感到不安。他会向你发难，和你公平地对决。他一定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追捕他。无论怎样，你绝对不能和他正常地交谈。记住，埃瑞克·拉德克不是集中营的卫兵或毒气室的操作员，他是帝国保安部的人，是老辣的审讯高手。他会利用他的一切手段来作最后一搏。别落入他的圈套，现在你是主导局面的人。你的反客为主会让他大吃一惊的。”
加百列将目光向下投去，似乎是在读着桌面上刻的字。
“那么，为什么艾希曼和拉德克都有资格享有正义的审判，”他最后开口道，“但是巴勒斯坦的‘黑色九月’组织就只能遭到复仇？”
“你要是改行，一定能做个犹太法典的大学者，加百列。”
“你在回避我的问题。”
“固然，我们对‘黑色九月’恐怖分子采取的行动，当然包含着纯粹的报复，却又不仅仅是报复。他们构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杀了我们。那是场战争。”
“为何不逮捕他们，然后审判他们？”
“然后呢？由着他们在以色列的法庭上大作政治宣传？”沙姆龙缓缓摇头，“他们已经这样做过了，”他举起手，指着矗立在奥林匹克公园上空的高塔，“就在这座城市里，当着全世界的摄像镜头。我们总不能辛辛苦苦逮住了他们，到头来却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为屠杀无辜进行狡辩吧？”
他把手放下，身子向前一倾。就是在这一刻，他向加百列透露了总理最后的几点希望。他说话的时候，加百列的呼吸都凝固了。
“我不想杀死一个老头子。”加百列说道。
“他不是个老头子。他穿着老人的衣服，戴着一张老人的脸皮，可他依然是埃瑞克·拉德克，是个魔鬼，他在奥斯威辛连杀十几个人，就因为他们听不出来勃拉姆斯的一首作品。这个魔鬼在波兰的大路旁杀了两个姑娘，就因为她们不肯否认比克瑙的丑恶罪行。这个魔鬼还挖开了几百万人的坟墓，让死者的尸体受到最后的侮辱。就算老迈年高也免不了他的罪。”
加百列抬起头迎接沙姆龙坚定的凝视：“我知道他是个魔鬼，我只是不想杀了他。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男人做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