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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奥代德驾车参加行动不下十余次，不过从来没经历过眼下的状况——没有尖叫的警笛，没有旋转的蓝色警灯，后视镜里也从来没有过一双拉德克的眼睛与他四目相对。从市中心出发后，他们的逃逸之旅比预计的要顺利。晚间的车流滚滚向前，没有遭遇什么阻塞，但是车流却空前密集，以至于没办法为他们的警笛和警灯让路。拉德克反抗了两次。每次折腾都被纳沃特和泽尔曼残酷地镇压下去。
此刻他们正在E461公路上向北疾行。维也纳的车流看不到了。雨水结结实实地落下来，随即又在挡风玻璃边缘结成冰。一块路牌一闪而过：捷克共和国，42公里。纳沃特回过头看了很久，接着，用希伯来语告诉奥代德关掉警灯和警笛。
“我们去哪里？”拉德克艰难地喘着气，问道，“你们带我去哪里？哪里？”
纳沃特没说话，就像加百列指示的那样。让他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直到脸色变绿为止。加百列说道。不要让他从答话中获得满足。让不确定的感觉始终撕咬他的心。如果角色转换过来，他就会这样做的。
于是纳沃特望着一座座村庄在车窗外闪过——米斯特巴赫，维尔弗斯多夫，艾德伯格，心里单单想着一件事：在斯托伯巷的拉德克寓所里，那个被他打昏在门廊里的保镖。
普伊斯多弗出现在眼前。他们加速穿过村庄，接着转入一条双车道公路，穿过大雪覆盖的松林，向东驶去。
“我们去哪里？你们带我去哪里？”
纳沃特再也耐不住性子保持沉默了。
“我们回家，”他厉声说道，“你跟我们一块儿走。”
拉德克强撑着露出一个冰冷的微笑：“今晚你只犯了一个错误，兰格先生。你应该抽空杀了我的保镖。”
克劳斯·哈尔德睁开一只眼睛，接着是另一只。一团漆黑。他纹丝不动待了一阵子，想搞清楚此刻身体的位置。他是向前跌倒的，双臂摊在两侧，右脸颊紧贴着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他想抬起头来，一阵雷鸣般的疼痛轰击了他的脖子。现在他想起了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伸手拔枪，却从后面挨了两记重击。是那个苏黎世的律师，奥斯卡·兰格。显然，兰格不仅仅是个律师。他是个做内应的，就像哈尔德开始担心的那样。
他支撑着跪起来，然后靠着墙坐着。他闭上眼睛，一直等到天地不再旋转为止。接着他揉了揉后脑，肿起了一个苹果大小的包。他抬起左手手腕，眯着眼看了看手表的荧光表盘：五点五十七分。事发时是几点钟？五点过了几分钟吧，至少五点十分了。除非他们在斯蒂芬广场有一架直升机做接应，否则他们应该还在奥地利。
他拍了拍运动夹克的口袋，发现手机还在。他摸索着拿出来，拨了号。两声铃响。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克鲁兹。”
三十秒钟之后，曼弗雷德·克鲁兹将电话一摔，思忖着对策。最显而易见的反应是拉响警报，通知全国警署的各单位，一名老者遭以色列特工绑架，命令他们关闭边境，封锁机场。这样的举动会引来许多不方便的问讯。沃格尔先生为什么遭绑架？他究竟是什么人？彼得·梅茨勒的候选人资格会因此丧失，克鲁兹的职业生涯也就此完蛋了。即使在奥地利，这样的事情也足以要了他的命。克鲁兹以前见得多了，他知道这样的问讯一旦从沃格尔身上开始，人们就一定会没完没了追问下去。
以色列人知道他一定会束手束脚，他们选择的时间恰到好处。克鲁玆必须想一个更巧妙的干预手段，既可以阻止以色列人，又不会破坏任何进展中的计划。他拿起了电话，拨了号。
“我是克鲁兹。美国人通知我们，他们认定‘基地组织’的一个团伙今晚可能在我国境内驾驶机动车转移行动。他们怀疑‘基地组织’成员可能同欧洲的同伙一道行动，目的是更好地混入周围的环境。现在，我要启动反恐怖预警网络。请将边境、机场、火车站的安全警戒等级提高到第二类。”
他挂了电话，凝视窗外。克鲁兹已经向老头儿抛出了一条救生索，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抓得住它。克鲁兹知道，即使他抓住机会脱身了，自己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一一以色列的抓捕团队该怎么处理呢？他从西装前胸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片。
“如果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谁呢？”
“暴力。”
曼弗雷德·克鲁兹伸手去抓电话。
自从回到维也纳以后，修表匠很少有机会走出他在斯蒂芬大教堂的小店。他旅行得太频繁，所以积欠了许多工作等他完成，这其中包括一台维也纳彼德麦式样的标准钟，是由著名的维也纳钟表师伊格纳茨·马琳泽勒于1840年制造的。红木外壳完好无损，然而一块镀银的表盘却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修复。标准钟的手工机芯被分拆成了几个部分，小心地摊在他的工作台面上。
电话铃响了。他放低了便携CD机的音量，于是巴赫的《G大调第四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减弱成了耳边的细语。巴赫，本以为是乏味的选择，然而不久之后修表匠却发现巴赫的精确严谨正好同拆装古老机芯的活计形成了完美的搭配。他伸左手抓起了电话。一阵疼痛的冲击波贯穿了整个臂膀，提醒着他在罗马和阿根廷的“丰功伟绩”。他将听筒凑近右耳，用肩膀夹住了它。“喂。”他漫不经心地说道。他的双手又开始做活儿了。
“一位你我共同的朋友给了我你的号码。”
“我知道了，”修表匠暧昧不清地说道，“我如何才能帮得上你？”
“不是我要求你帮忙，而是我们的这位朋友。”
修表匠放下了他的工具。“我们的朋友？”他问道。
“你为他在罗马和阿根廷做过些事情。我想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位了吧？”
修表匠当然知道。就是那个老头儿，他两次误导了自己，害得自己在工作现场损失了体面。如今他又犯了致命的忌讳，居然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一个陌生人。显然他是有麻烦了。修表匠怀疑这事和以色列人有关。他认定这是斩断瓜葛的绝好时机。“对不起，”他说，“我想你一定认错人了。”
电话另一端的人想要出言否认，修表匠却挂了电话，然后调高了CD机的音量，让巴赫的音乐充满了整个工作间。
在慕尼黑的保密公寓里，卡特尔挂了电话，看着沙姆龙。沙姆龙仍然站在地图前，似乎在想象着押解拉德克向北接近捷克边境的进程。
“是我们维也纳工作站打来的。他们正在监控着奥地利的联络网。曼弗雷德·克鲁玆似乎把反恐怖警戒的级别提高为第二类了。”
“第二类？”
“这意味着你们在边境上可能会遇到些小小的麻烦。”
第二队人马潜伏在一道溪谷里，紧挨着封冻的溪流。有两辆车，一辆欧宝轿车，一辆大众厢式货车。基娅拉坐在大众车的方向盘后面，车头灯关了，引擎熄了，伯莱塔手枪稳稳当当地搁在她的大腿上。这里没有生命的迹象，没有村舍里传来的灯光，没有公路上传来的隆隆车声，只有冰雹打在车顶上的噼啪声和冬风吹过冷杉树树梢的呼啸声。
她回头瞥了一眼大众车后面的隔舱。这是为拉德克的到来而准备的。后面已经备下了一张折叠床。床的下面就是那间专门为老匹夫改装的隔舱，过境的时候会把他藏在里面。他在里面会很舒服——那是他根本不配享受的舒适。
她从挡风玻璃望出去。看不到太多东西，狭窄的公路向上攀升，直指远方的峰峦，最后消失在黑幕之中。接着，突然之间灯光闪出来，那是一道清亮的白光，照亮了地平线，将树木变成了一座座黑色的尖塔。有几秒钟的时间，雹子的颗粒变得清晰可见。它们在风中打着旋，犹如成团的昆虫。接下来，车头灯出现了。汽车攀上山坡，灯光罩住了她，又将树木的影子向一侧投去，接着再投向另一则。基娅拉的手握紧了伯莱塔，又将食指伸进了扳机孔内。
汽车在厢式车一侧戛然停下。她瞥了一眼后座，看见了那屠夫，只见他正坐在纳沃特和泽尔曼中间，身体僵硬，好似一名苏俄的政委，正在等待着血腥的政治清洗。她爬进了车后的隔舱，作最后的检查。
“脱了你的大衣。”纳沃特命令道。
“为什么？”
“因为我让你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