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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尔方索·拉米雷兹原本早就该死了。他毫无疑问是全阿根廷乃至全拉丁美洲最有勇气的人。作为一名激进的记者和作家，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打破壁垒，将阿根廷杀人害命的历史公布于天下。由于考虑到如果受雇于阿根廷出版界会太危险、太有争议，他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出版的。除了政界和金融界的精英，绝少有阿根廷人读过拉米雷兹著作的只言片语。
他亲身经历过阿根廷的血腥岁月。在“肮脏战争”[1]期间，他由于反对军事执政团而进了监狱，在狱中九个月，几乎被虐待至死。他的妻子是左翼政治活动家，她被一支军人敢死队绑架，又活生生从飞机上扔下来，摔进了冰冷的南大西洋。如果不是由于国际特赦组织的干预，拉米雷兹一定也会遭遇同样的厄运。所幸，他获释了，饱受摧残后变得面目全非。出狱后，他重新向军政府发起圣战。1983年，他们下台了，一个民选产生的平民政府取而代之。拉米雷玆帮助新政府在审判中指证了数十名军官，揭露了他们在“肮脏战争”中的罪行。这其中就有一位上校，正是他将阿尔方索·拉米雷兹的妻子投入了大海。
近年来，拉米雷兹将他的卓越能力献给了另一项工作——揭露阿根廷历史上又一个不愉快的章节，这是一段政府、媒体、大多数民众都选择性忽略的历史。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瓦解之后，数以千计的战争罪犯，有德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克罗地亚人，纷纷涌入阿根廷，而且前有庇隆政府的热情接受，后有梵蒂冈教廷乐此不疲的支持。拉米雷兹在阿根廷人中是遭到蔑视的，因为纳粹主义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他的工作被认为是有害的，就像他此前调查那些将军们一样。他的办公室曾两次被投掷燃烧弹，他的邮件里也多次藏了炸弹，以至于邮政部门拒绝处理他的邮件。如果不是摩西·里弗林的介绍，加百列估计拉米雷兹多半不会同意和他会面。
结果，拉米雷兹欣然接受了午餐的邀请，还推荐了一家圣太摩的社区咖啡馆。咖啡馆里铺着黑白相间的象棋格子地板，店里无规则地摆放着木质方桌。四壁刷了白浆，贴墙摆着架子，架上配着一只只空酒瓶。巨大的店门面向喧闹的街道，人行道的帆布雨篷下也摆着儿张桌子。三台吊顶风扇搅动着沉沉的空气。一只德国牧羊犬趴在吧台脚下，正喘着气。加百列于两点三十分到达。阿根廷人迟到了。
一月的阿根廷正值盛夏，酷暑令人难以忍受。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地长大，又经历过威尼斯的夏季，所以早已习惯了炎热的天气。然而他几天前才去过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气候的强烈反差让他的身体经受了不小的考验。热浪从车来人往的街上蒸起，从咖啡馆敞开的大门涌进来。每经过一辆大卡车，温度似乎都会升高一两度。加百列没有摘下太阳镜。他的衬衫紧紧地贴在脊背上。
他喝着冰水，嚼着一片柠檬皮，望着马路。他的目光在基娅拉身上短暂地停了一会儿。她正在呷着一份堪贝利开胃酒兑苏打水，无精打采地吃着一盘肉馅卷饼。她穿着短裤，一双长腿露在阳光下，大腿处有些晒伤了。她的头发散乱地蜷曲成一团团小卷。一滴汗水缓缓地沿着她的颈背部流下来，溜进了她的无袖衫里。她的左手戴着手表，这是个预先定好的暗号。左手戴表示意没有发现跟踪监视，不过加百列清楚，即使像基娅拉这样的特工，要想在圣太摩的人群中发现一位专业高手也是件棘手的事。
拉米雷兹直到三点才姗姗来迟，也没有道歉。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额头宽厚，胡须浓重。加百列找寻着酷刑留下的伤疤，但没找到。拉米雷兹开口点了两份肉排和一瓶红酒，嗓音和蔼，音量很高，似乎连架子上的酒瓶都为之震动。热浪严酷，加百列觉得红酒和牛排未必是明智的选择。拉米雷兹却认为这样的问题似乎构成了侮辱。“牛肉是这个国家里最真实的东西之一了，”他说，“而且还是国家经济运转的一种方式……”他余下的话淹没在一辆路过的水泥车的噪声之中。
侍者将葡萄酒摆在桌上。酒瓶是绿色的，没有贴标签。拉米雷兹倒了两杯，又问加百列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一听到加百列的回答，阿根廷人的一双浓眉紧紧地团在一起。
“奥托·克里布斯，呃？这是他的真名还是化名？”
“化名。”
“你怎么能确定？”
加百列将他从罗马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取来的文件递了过去。拉米雷兹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副油腻腻的老花眼镜，一抬手戴在鼻梁上。文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加百列很为此紧张。他朝基娅拉瞥了一眼。手表依旧在左手。当拉米雷兹从文件上抬起头来的时候，他显然是一脸颇为触动的样子。
“你是如何拿到胡德尔主教的档案的？”
“我在梵蒂冈有个朋友。”
“不，你在梵蒂冈有个非常有权势的朋友。唯一能让德雷克斯勒心甘情愿打开胡德尔文档的，只有教皇阁下本人！”拉米雷兹朝加百列的方向举了举酒杯，“也就是说，1948年，一位名叫埃瑞克·拉德克的党卫军来到罗马，跌跌撞撞投入了胡德尔主教的怀抱。数月后，他化名奥托·克里布斯前往叙利亚。你还知道些什么？”
加百列放在木质桌面上的第二份文件同样引来了阿根廷记者的惊异表情。
“如你所看到的，目前以色列情报部门判定这位名为奥托·克里布斯的男子最迟到1963年还在叙利亚。信息源很可靠，正是出自阿洛伊斯·布鲁诺本人。根据布鲁诺的情报，克里布斯于1963年离开叙利亚，移居此地。”
“你有理由认为他至今还在这里？”
“这正是我想要弄清楚的。”
拉米雷兹交叠起结实的双臂，隔着桌子看着加百列。一阵静默横在他俩之间，背景是街上嗡嗡的车流声。阿根廷人嗅出了这故事的价值。如此反应，加百列预计到了。
“那么，这位名叫雷内·杜兰的蒙特利尔人，他是如何染指梵蒂冈的秘密文件，又是如何搭上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线？”
“显然，我有很好的资源。”
“我是个大忙人，杜兰先生。”
“如果你要的是钱……”
阿根廷人抬起一只手掌，做出一个劝诫的手势。
“我不要您的钱，杜兰先生。我自己会赚钱。我要的是故事。”
“很明显，要是媒体报道了我的调查过程，恐怕会造成麻烦的。”
拉米雷兹看起来是受了轻慢的样子：“杜兰先生，我自信追踪像埃瑞克·拉德克这样的人，我比你有经验得多。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地作调查，什么时候应该奋笔疾书。”
加百列犹豫了一阵。他不愿意同阿根廷人来一场以物易物的交易，但他也知道，阿尔方索·拉米雷兹也许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朋友。
“我们从哪里开始？”加百列问道。
“这个嘛，我想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当初阿洛伊斯·布鲁诺到底愿不愿意透露他的朋友奥托·克里布斯的实情。”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真的来阿根廷？”
“正是。”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这时，侍者来了。他摆在加百列面前的牛排大得足够一家四口人吃。拉米雷兹微笑着，动手切起肉来。
“祝你好胃口，杜兰先生，开吃吧！我能感觉得到，你需要添一把力气了。”
阿尔方索·拉米雷兹开着一辆西半球硕果仅存的大众西罗科。曾几何时它或许应该是深蓝色的，如今，外层的漆皮已经褪成了浮石的颜色。挡风玻璃的中央有一道裂缝，看来犹如一道闪电。加百列那一侧的门被撞得凹陷下去，他必须用足力气才能将它扳开。空调早就坏了，引擎的呼号犹如一架直升机。
他们摇低了车窗，疾驶着开过宽阔的七月九日大道。用废的笔记残纸在他们身边打着旋。有几页纸飞到了街上，拉米雷兹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又或是根本不介意。接近傍晚时分，天气更热了。劣质红酒令加百列的头痛起来，他把头转向敞开的车窗。这是一条丑陋的大街。优雅旧建筑的正面被一面面德国豪华车和美国软饮料的广告牌弄得伤痕累累，而它们的消费者兜里的钱已经在一夜之间贬值了。行道树的断枝醉酒般悬在半空，在污染和热浪中苦苦挣扎。
他们转头向河边驶去。拉米雷兹看看倒视镜。他的一生都在军事流氓和纳粹同情者的追捕之中，早已磨砺成了一只老练而警惕的都市昆虫。
“有个骑小摩托车的女孩子正在跟踪我们。”
“是，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