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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狗开枪。那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我们称之为“史酷比行动”。我是爱狗之人，这件事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第一次是本能反应。我听见奥利瑞说：“天啊！”然后视野里出现一条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狗，它舔着血，像它平常从碗里喝水一样。虽不是美国人的血，但毕竟是条狗在舔着人血。我想那是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我们杀起狗来再无顾忌。
当时你没有时间想这些。你脑子里想的是谁在那房子里，他配备了什么武器，想怎样把你干掉；你还担心着自己的弟兄。你端着550米射程的步枪，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扫过去，常常在一间屋里就能干掉好几个人。
等到总部让你休整时，这些念头才会冒出来。因此，你并不是直接从战场回到杰克逊维尔[1]的商场。派遣任务结束后，他们先把我们送到沙漠中的后勤基地阿尔·塔卡德姆，让我们稍微“解压”。我不确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猜“解压”意味着在浴室里一次次地手淫，抽很多烟，玩命打牌。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到科威特，乘民用客机回家。
就这样，之前你还在绝不是他妈开玩笑的战场，现在却坐回到舒适的座椅上，盯着头顶上吹出凉风的空调孔，心里嘀咕：“这他妈怎么回事？”和其他人一样，你的双膝间架着步枪。有些海军陆战队员还随身带着M9手枪。你们的刺刀却全被收走了，因为飞机上禁止携带刀具。虽然洗过澡，你们看上去还是又脏又瘦。每个人都眼窝深陷，迷彩服破烂不堪。你就坐在那儿，闭上双眼，开始回想。
问题是，你的思绪总是无法连贯。你不会去想：噢，我做了A，接着是B，然后C，然后D。你试图想家，眼前却出现叛军虐囚室的场景。你看见柜子里的肢体残片和那个关在笼子里的智障。他叫起来就像只鸡，脑袋已经萎缩到椰子大小。过了好一会儿你才想起医生曾解释说，那帮人往他脑袋里灌了水银。想想似乎也讲不通。
你看见自己几乎丧命的那些时候曾见过的画面。破碎的电视机，还有那个穆斯林的尸体。血泊中的艾科尔茨。中尉对着无线电大喊。
你看见那个小女孩——柯蒂斯在一张桌子里发现了她的照片。第一张照片里，是个漂亮的伊拉克儿童，七八岁左右，光着脚，穿着美丽的白裙子，一副初次领圣餐的打扮。下一张照片里，她穿红裙、高跟鞋，化了浓妆。再下一张，同样的红裙，脸上已满是污垢，手握一支和她自己差不多高的枪。
我试图想些别的事，比如我的妻子谢丽尔。她肤色白皙，手臂上长着细小的深色汗毛。她总觉得丢人。但那些汗毛很软，很精致。
一想到谢丽尔我便忍不住愧疚。于是我会想想埃尔南德斯准下士、史密斯下士，还有艾科尔茨。艾科尔茨和我情同手足。一次我们曾携手救下一名陆战队员。几星期后，他翻一堵墙的时候，叛军忽然从一个窗口冒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
我就想着这些。我看见那个智障、小女孩，和要了艾科尔茨命的那堵墙。可我要说的是，我想了很多，很多，那些操蛋的狗的事情。
我也会想起我的狗，维卡。想起当时在流浪狗收容所，谢丽尔说，应该领养一条老一点的狗，因为没人要它们。想起无论我们教它什么最终都是徒劳。想起它如何呕吐，吐出那些原本就不该吞下的东西。想起它自知犯错地夹着尾巴低下头，蜷起后腿溜走的样子。想起我们领养它两年后它的毛色开始变得灰白，脸上的白毛多得活像一丛胡须。
就是这样。一路想着维卡和史酷比行动，在回家的路上。
或许你为杀人做好了准备。你用人形靶练习过，觉得实战也没问题。当然，我们也用所谓的“狗靶”练习。四号靶形，但它们看上去却一点不像那些操蛋的狗。
杀人其实也不容易。初出茅庐的陆战队员总以为自己是兰博，但这事可不是他妈的开玩笑，只有老手才做得来。通常如此。那次我们发现一个濒死的叛军，喉咙里咯咯作响，口吐白沫，浑身颤抖，情况不能更糟了，你知道。他的胸腔和骨盆被7.62毫米子弹击中，眼看就要断气，但带队的副连长还是走上前，抽出卡巴刀，划开了他的喉咙。他说：“还是用刀杀人好。”士兵们面面相觑，仿佛在说：“这他妈开玩笑吧？”没人预料到副连长会有这一手。但新兵们早晚都得见识。
在飞机上，我也想起这些。
想想还真可笑：你手握步枪坐着座椅上，身边却一颗子弹也没有。随后飞机在爱尔兰降落加油。舷窗外浓雾弥漫，一个鬼影都看不见，但你知道：到了爱尔兰就一定有啤酒。航班机长是个没当过兵的混蛋，居然一本正经地宣读起军规：回到美国本土前你们仍视为在岗，因此禁止饮酒。
我们的头儿一听就蹦了起来：“这他妈就跟‘橄榄球棍[2]’。一样没道理。听着，士兵们，你们有三个小时。听说他们这儿卖健力士。”真他妈爽！
瓦塞特下士一次要了五瓶啤酒，在面前摆成一排。他并不急着喝，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满脸欢喜。奥利瑞调侃道：“看看你，笑得就像个坐在鸡巴树上的基佬。”这句话教官们常挂在嘴边，柯蒂斯总被逗乐。
所以柯蒂斯笑着说：“还真是棵可怕的操蛋树！”我们都笑了，很开心终于可以胡言乱语，可以放下防备。
我们举起酒瓶一饮而尽。差不多每个人都掉了二十磅的体重，七个月来滴酒不沾。二级一等兵麦克曼尼根在酒吧里四处晃悠，睾丸从迷彩短裤里露出来，还一个劲儿地说：“别盯着我的蛋看，基佬！”斯劳特准下士喝了半小时就去洗手间吐了，克莱格下士——那个还清醒着的摩门教徒——在一旁扶着他，而格里利准下士——那个喝醉的摩门教徒——在旁边的隔间里吐着。连长们也都喝得烂醉。
这样挺好。一回到飞机上我们便不省人事，醒来时已在美国。
令人略感失望的是，我们在樱桃角空军基地降落时，一个接机的人也没有。外面漆黑、寒冷。我们中一半人还沉浸在几个月来的第一场宿醉中，身体疲惫但内心舒畅。我们走下飞机，面前是巨大空旷的飞机跑道，等着我们的是五六个戴红标的地勤和几辆七吨载重的军用卡车。没有家属的身影。
连长们说家属在勒琼基地等我们。我们越快将全部装备装车，就能越快见到他们。
收到。我们分成几组，把帆布背包和水手袋扔上卡车。都是重体力活儿，能让血液在这大冷天里流转起来。酒也随着出汗醒了几分。
然后他们调来几辆大巴，我们挤上车，M16突击步枪的枪口胡乱指着，枪支安全规定没人遵守，也没人在乎。
从樱桃角到勒琼有一小时车程。首先要穿过一片树林。黑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了24街也差不多如此。商店还未开门，加油站和酒吧的霓虹灯已经熄灭。望着窗外，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哪儿，却依然没有回家的感觉。我想，等我亲吻过妻子、抚摸过我的狗，才算真正回家。
我们进入勒琼基地的侧门，距离营地还有十分钟。但按这个混蛋司机开车的速度——我告诉自己——还得要十五分钟。到麦克休街时，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然后车拐进营地所在的A街。我看着营房，心想：终于到了。没想到车在离营房只差四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就在军械库前面。我完全可以跑向家属区。我已经看见一处营房背后的灯光。四周停满了车。我能听见路远端传来的人声。家属们就在那里。但我们按命令排成一列，心里想着他们就在那里。我想着谢丽尔和维卡。我们等待着。
我排到窗口，把步枪递过去，一阵莫名的失落感令我猝不及防。几个月来，这是我第一次和我的枪分开。我不知该把手放在哪儿。我先是把它们揣在口袋里，然后抽出来交叉在胸前，最后干脆让它们一无是处地耷拉在身体两侧。
等所有人都交了枪，军士长命令我们排成他妈一本正经的阅兵队列。一个白痴旗手在前方挥着旗，我们沿A街行进。走到第一排营房边缘时，人群欢呼起来。转过拐角我们才看见他们——一面人墙在几盏户外射灯下高举标语牌。雪亮的灯光直射过来，让我们很难在人群中辨认出谁是谁。旁边已摆好了野餐桌，一名穿迷彩服的陆战队员正烤着热狗。还有一座充气城堡。一座他妈的充气城堡。
我们继续前行。另两名穿迷彩服的士兵并排挡住激动的人群。我们行进到人墙面前，侧脸对着他们，这时军士长下令立定。
我看见电视台的摄像机，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国国旗。麦克曼尼根全家都站在第一排正中，手里举着标语：“乌拉[3]，布拉德利·麦克曼尼根一等兵。我们以你为荣！”
我的目光在人群中四处搜寻。在科威特，我和谢丽尔通过电话，不长，只是：“嗨，我挺好的。”还有，“对，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问问家属联络官，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她说她会在那儿，但在电话里听着有些异样。我已经有些日子没听见她的声音了。
然后我看见艾科尔茨的父亲。他也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归来，布拉沃连[4]的英雄们！”我望着他，想起我们出征时他的样子，心想：“那是艾科尔茨的父亲。”就在此刻他们让我们解散，同时也放开了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