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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才是强奸犯，是坐在被告席上那个有吸引力的被告呢，还是坐在法官席后面的那个猥琐的老头！”
朱丽亚将厚厚的案卷扔在桌上，长长的眉毛扬起来，依然怒气未消。
巴尔的摩的刑事案件初审法院分为巴尔的摩地区法院和巴尔的摩巡回法院。地区法院不是陪审团审理，因此只受理普通刑事案件。最近两年朱丽亚开始接触恶性刑事案件，因此频繁在更为重要的巡回法院出庭。
巡回法院刑事庭的八名大法官里面，七十四岁的斯加利亚法官是年纪最老的一个。经过大半辈子无数次竞选特殊上诉法院大法官失败，目前斯加利亚法官正在把兴趣转移到折磨年轻律师、特别是年轻美貌的女律师身上。
他不懂得计算机，从来不回任何邮件。他是刑事庭里唯一一个死硬派共和党，对被告和被告律师深恶痛绝，同时对地区检察官一方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律师极其鄙视，对最近几年科技引导的各种司法改革嗤之以鼻。和大多数州一样，自从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马里兰州已经接受DNA作为开罪证据。但是司法系统的关键掌握在法官而不是法律手上，斯加利亚法官通常会想尽各种办法把DNA证据排除。
作为年轻女检察官，朱丽亚和斯加利亚法官的交恶几乎已经成了巴尔的摩法律圈子的一个公开笑话。
鲁斯坦对此无可奈何。
“朱丽亚，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和斯加利亚一般见识。他顶多再过两三年就会退休了，天知道再过几年就要进棺材了，你跟他的任何矛盾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无聊的笑话，根本不值得为此毁掉你的任何一个案子。”
“无聊的笑话？你把他一再坚持当着陪审团的面叫我‘亲爱的甜甜圈’看成一个无聊的笑话？陪审团会怎么看我和我的当事人？我的上司和地区检察官本人，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在同行面前的形象？不是我毁了案子，是他毁了我的案子。我永远、永远不会原谅他！永远不！”
鲁斯坦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打开交到朱丽亚手里，然后扯了一张餐巾纸擦干手上的泡沫。
“小心点孩子，如果这次这个案子也交到他手里，我们就完了。很可能用到DNA证据，我们的人昨天下午在卧室沙发底下找到一只避孕套，上面还有比较新鲜的精液残留。”
朱丽亚的眼睛里一下子放出异样的神采：“什么？沙发底下？”
“没错。验尸报告没有发现精液痕迹，却有性交痕迹，当时我们组里的人都觉得应该有避孕套，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楼客厅厨房的垃圾桶和二楼卧室都没有。我一直不甘心，于是昨天晚上又回去找了一下，竟然在沙发底下找到避孕套。”
“为什么会在沙发底下？”
鲁斯坦把身子低下来，凑到身边的沙发下面夸张地张望了一下。
朱丽亚笑着说：“你放心，我从来不会乱扔脏东西。”
鲁斯坦嗅嗅鼻子说：“原来这是脏东西。我受伤害了。不过，既然你不会乱扔，或许乌玛这样整洁的数学家也不会乱扔。”
朱丽亚点点头，随手抽出身边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一个疑点。随后她又问：“送到实验室了么？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七十二小时，你知道的。肯定要等到圣诞节以后了。”
朱丽亚用手敲着桌子：“哦不！我不能等那么久！”
“安静，孩子。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接触DNA检测吗？”
“记得，还是二年级暑假在特殊上诉法院实习的时候碰到的案子。”
“那是七年前了。那时候你知道一份DNA样本出检测结果要多久吗？两个月。现在连七十二小时也等不了？”
朱丽亚仍然保持着严肃的表情，似乎没有听见男友的话，思索了一下，说：“发现了避孕套对案情有什么影响？你们现在的调查怎么样？还是坚持入室抢劫的理论吗？”
“避孕套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没有影响。下面的人正在盘查有入室犯罪或者抢劫记录的人，但现在收获不多。其中有一个叫做费若里的黑人，你还记得吗？”
“上帝，我当然记得！四年前有过一个入室抢劫案子，我当时是协助另一个检察官起诉的，后来他的律师证明他精神有问题，就无罪释放了。他是个狡猾的混蛋。”
“有人在那几天看到他在死者所在的社区出现过。而且费若里被下面人讯问的时候，慌慌张张，不在场证明自相矛盾。但是没有指纹，证据还是不够充分。而且，死者指甲里发现的毛料纤维，经过分析属于中档非定制西装。虽然要不了多少钱，但肯定也超过了老费若里的消费水平。此外，避孕套应该不是费若里的，没有人会在入室强奸的时候使用避孕套。”
朱丽亚咬了一下指甲，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觉得会是他吗？我们之前谈过，作为入室抢劫来考虑，现场有很多疑团。比如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翻找的痕迹很刻意——特别是，电脑记录有被删除过的痕迹。老费若里入室抢劫后还要把受害人最近一段时间收的邮件都删除吗？我怀疑他是否会使用电脑。”
“邮件未必是死者遇害时候删除的。不过，老费若里暂时是安全的，亲爱的。”鲁斯坦宽慰女友，“我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一种理论的。艾伦面对很多压力，如果近期内没有进展，他肯定就会把老费若里逮捕，交给你们检察部门。但估计你的头儿不会接受，证据太薄弱了。总之我们还有时间，圣诞节前尽量把乌玛的背景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仇杀或者情杀的可能性。”
“那我们现在算是什么？自己私下调查？”
“当然不算私下调查。现在艾伦虽然倾向于入室抢劫这个理论，但如果我持怀疑态度，在这个阶段当然还可以调查其他可能性。但再拖一两个礼拜的话，特别是如果牵扯出什么比较棘手的嫌疑人需要申请调查令的话，艾伦可能就顶不住了。反正上次老费若里就应该受到惩罚，这次算是报应。艾伦是不会对老费若里内心有愧的。不过，我昨天下午和今天已经查了一下乌玛的背景，收获还是有一些的。”
“怎么样？”
“还不错。怎么说呢，这个女人如果不是有意避免被人追查，那么就是一个真正的隐居者。她几乎没有社会关系，如果发现那么一两个，或许就可能是相交颇深的那种朋友。如果尸检报告出来确实不是强奸，而房里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么不能排除嫌疑犯就在她为数不多的认识的人里。”
“几乎没有社会关系？怎么会？我是说，她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不知道。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许和她是移民有关系，或许是她之前的不幸婚姻的影响。她的丈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垃圾。”
鲁斯坦给自己烧了一壶咖啡，坐下来打开笔记，继续对朱丽亚说：“乌玛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郊区，家庭状况还不清楚，她没有跟人说起过。她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跟随当时在斯图加特驻军的前夫来美国。她的丈夫是陆军的下级军官，经常换驻扎地，她刚来美国的前七年，按照美国军队的惯例，应该隔两三年就会搬一次家，接触的人也大多数是军队的。据说她说话都有很生硬的德语腔，估计和来美国以后很少有固定的社会关系有关。”
“怎么会？她不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吗？还是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记得陶森大学提供的履历上是这么写的。对了，这里有些奇怪。如果她来美国后前七年都没有任何教育经历，怎么能进得了普林斯顿数学系？”
“她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这个年龄已经错过了改善语言的机会。而且，跟大多数研究生年龄差距都比较大，估计也交不到什么朋友。你知道，数学系都是一些怎么样的人，很显然不会给她提供一个愉快的社交环境。快读完博士时她丈夫和她离婚，几乎算是把她孤零零地扔下了。至于你的另一个问题，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不过数学这门学科，据说很多人都是自己研究的，如果有天才的话。或许那七年时间乌玛一直都在自己做题也说不定。普林斯顿不是很多自学成才的怪人吗？”
“不管怎样，这是个疑点，咱们得调查清楚。”朱丽亚坚持说，随后又接着问：“他们没有孩子么？她前夫没有带着孩子？你找到她的前夫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