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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成功，起码要具备三个因素：想象力、判断力、坚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努力行动。
波音公司的B-29型“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就是一例。
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喜悦地看着银色机身的巨大B-29从总装车间里拖出来，缓缓地通过厂区的道路。即使它的三十一吨重量被均匀地分摊在六只轮子上，它也还是太大太重，地面发出轻轻的震颤。B-29是一种全新概念的轰炸机，它的所有性能和数据都是“世界之最”。四台蛮牛般强劲的莱特R-3250-23十八缸活塞引擎，每一个都能发出两千三百匹马力，把B-29长三十米、翼展四十三米的庞大机身，稳稳地托到一万米高的同温层上。B-29的最高时速达五百八十五公里，接近当时先进战斗机的时速，加上它的十挺12.7毫米机枪和一门20毫米尾炮，就足以使它能对付任何敢于向它挑战的敌机，而无须战斗机来护航。如果它把轰炸半径从最远的一万公里(单程)缩短成从塞班岛到东京的两千三百公里，那它就能携带八吨炸弹。它一架就可以顶十架航空母舰上的舰载轰炸机。
盖达尔先生从对面走过来。他早注意到老惠特尼先生那专注迷恋的表情——那种人类对于复杂庞大的机械的敬畏，再加上一位设计师和投资者对自己成果的父爱。
盖达尔笑笑说：“它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赫尔克利斯呀！”
老惠特尼先生说：“现在，它就要完成密刻奈国王欧律斯透斯给它的十二件伟大任务，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一项就是：用它非凡的心脏、双翼和胴体，把死亡之火播遍那群罪恶的列岛，最后摧毁‘帝国’。”
他们俩来到波音公司专供高级职员用餐的餐厅里，坐下来，要了咸肉、煎蛋、腰子、蜂蜜烤面包片和酒。盖达尔说，他在土耳其吃过一种很好吃的羊肉、果脯、洋葱和豌豆炒的饭。他们谈起了土耳其菜系。它是世界著名的三大菜系中的一派，另外两派是中国菜系和法国菜系。盖达尔开玩笑说：英国什么都好，就是两样太差：一是雾太多，二是菜单太短。普里斯特利先生不肯认输——他从来把自己当成半个英国人。他说，英国的雾保证了不列颠空战的胜利，英国的菜单调，才使英国人性格坚韧，想去征服海外领地，遍尝其他民族的美味佳肴。盖达尔也讲了他的家乡喀尔巴阡山和提萨河沼泽区的乡情民俗。两人谈兴很高，气氛轻松愉快。
空中，一架架B-29在进行各个科目的试飞。蓝天上，有时一架大飞机会拉出七八道白色的雾化尾迹，素练穿梭，机声隆隆，好不热闹。
盖达尔说：“此时此刻，加州圣塔莫尼卡的道格拉斯公司、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马丁公司、堪萨斯城的北美公司、佐治亚州马里埃塔的贝尔公司、和我们公司设在堪萨斯州维奇托的新工厂，正在按咱们的图纸，大批地生产B-29，月产量已经超过一百架，估计半年以后，月产量将达到五百架，甚至更多，够那些日本人喝一壶的了。”
“哦”，惠特尼先生咽下一片嚼烂的熏肉。“我们的达克威试验场和爱基乌德兵工厂试验场，正在试验M-47单发燃烧弹和M-69集束燃烧弹。我想，它们对日本的竹木结构民用建筑是破坏力极大的武器。在洛克伍德将军的潜艇剥夺了日本人的食物和工业原料之后，B-29将把他们的住处也烧掉。”
盖达尔先生忽发奇想：“咱们这些设计和制造杀人武器的人，会不会有朝一日被自己的良心和历史所审判?虽然B-29上有精密的陀螺轰炸仪和计算器，但我敢打赌，它杀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是平民，而它摧毁的十间日本房屋中最多有一间是放着机器的军需工厂。”
“不要去讨论战争的哲学问题吧。从柏拉图到斯宾诺莎，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千年还是纠缠不清。对于太平洋战争，我们的选择只能是胜利或失败。如果日本人登上美国西海岸，那他们就不是那么一副可怜相了。全体美国人都会变成犹太人。美国的工业机器将由一群恶魔控制着，由变成奴隶的美国人——包括咱们俩——来开动，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人肉和人脑的宴席，没有任何自由、正义、平等和博爱可言。人类会倒退成为野兽，象坎贝尔在他的科学幻想小说中写的外星恶棍一样。欧洲沦入希特勒之手，你可以看到这幅前景。我们必须狠狠打日本人，战争结束越早，死人越少，包括日本人。因此，我们动用合众国的全部力量和上帝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制造出B-29，听说还有一帮物理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搞一项什么‘曼哈顿工程’，利用铀的链式裂变反应制造‘原子弹’，理论就是那个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果真能搞出来，那B-29带上一颗，就足以荡平整座日本城市了。”普里斯特利先生丝毫也不感到内疚。
“老兄，我前几天到书摊上去，想买本杂志，你知道我很爱读科幻小说。我随手拣了一本带回家，读到其中一篇名为《期限》的小说。嘿，这文章把原子弹说得活灵活现，我想也不必再怀疑洛斯—阿拉莫斯的先生们在搞什么了。愿他们成功。上帝，人类又一次从您那里偷下了天火。”盖达尔说。
“盖达尔，我们没有什么要忏悔的。该忏悔的是日本人，是他们先动了手，而且几乎把我们打懵了。他们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我们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小伙子了。我们必须加紧干！”
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真是一个地道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的哲学也是地道的英国式的：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义无反顾。
老惠特尼举起酒杯：“为B-29的成功干杯！”
机群掠过厂区，发动机的爆音震得杯中的香槟酒酒面泛起涟漪。
“可爱的B-29！”盖达尔先生轻轻说。
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证明了想象力、判断力和行动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惊人结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战略轰炸机在三十年的时间中孵化，出壳，长大，成熟，同汽车、轮船、无线电设备一样日臻完善，显示了人类在技术海洋中卓越的航海技艺。
早在一九一五年，由雷蒙·弗烈帝都中校指挥的早期战略轰炸机群，包括“齐柏林”巨型飞艇和“哥达”轰炸机，就从比利时越海轰炸英伦。英军还以牙眼，多伦上校指挥汉达尔贝奇轰炸机队猛袭德国工业城市，投弹五百四十吨。这时候，一个南非佬扬·史默兹将军想象出战略轰炸的远景：“它将凭着破坏敌国大规模的产业中心和人口众多的都市，使之丧失战争能力和士气，从而扮演起战争的主角……而旧式的海、陆军作战，将沦为次要的，或是辅助性的战斗。”
任何幻想都包含着不切实际的迷雾，都受到现实和守旧者的指谪。这也难怪，人类的惰性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或曰“反馈”。否则，人类早在电子学中说的那个“自激振荡”中毁掉了。
然而确有些雄才大略的人物从幻想中看到了智慧之光。幻想以它特有的频率，在明智的决策者心中引起了振荡。当初，一位三十六岁的美国陆军准将威廉“比利”·米切尔，在他身为美军驻法国远征军航空队司令官的时候就力主建立一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大空军”。
革新思想在战时就被埋没在世俗见解的泥沙中，战后，更是污积垢沉，无人问津。一九二一年。“比利”做出惊人之举，把缴获的几艘德国军舰，开向切萨皮克湾，然后用他自己陆军航空队的马丁式轰炸机把它们一一炸沉。舆论大哗。起码在一个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刚刚结束哈佛留学生活的三十六岁的山本五十六，一个中学校长的儿子，未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
年轻英俊的“比利”·米切尔的建议未能在美军中吃开，因为他头上有一大堆挂满勋章、大腹便便、自负而僵化的陆军将军们，其代表者就是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巴兴元帅。一九二四年，巴兴从陆军参谋长的职位上退役，仍然在自己的报告中声称：“航空部队只是陆军的辅助兵力，唯有与地面部队密切配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一言定案，航空部队分属陆海军，一晃二十年，坐失了良机。
思想超越了时代的人往往给自己带来众多的烦恼，在后世人认为“正常”的人，前世人会认为是“疯子”。“比利”·米切尔就未能逃脱这一悲剧式的命运。他反复陈言，得罪了许多朋友。后来又因“谢南多亚”号飞艇案[1]遭到停职处分，他愤然辞去陆军职务，自甘寂寞，冷眼看着历史怎样把他的理想变成现实。他未能活到那一天，一九三六年，带着一股怨恨瞑目逝世。
伟大的事业都是在许多代人的手中完成的。理想和真理能感召一个人，就能感召许多人。米切尔的接力摔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亨利·“哈普”·阿诺德陆军中校。阿诺德运气很好，活着干到了美国空军司令。
西雅图波音公司的设计师们也是一帮子“狂人”。一九三○年，他们就在美国最偏辟的华盛顿州造出全金属双引擎的B-9轰炸机。虽然，它在俄亥俄州帝芬的莱特航空技术中心表现了优越的性能，却屈居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马丁公司之下。马丁公司的B-10轰炸机中标，陆军大举定购，一直用到了珍珠港事件。
B-10轰炸机在当时堪称群龙之首，它打破过许多世界纪录，包括阿诺德亲自指挥的从阿拉斯加的朱诺到西雅图的长程不着陆飞行。一九三八年二月，从华东机场起飞的中国中央政府空军B-10轰炸机，跨海飞临日本长崎，投下传单，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同日寇血战到底。
美国人一向有认准苗头就拼命投资的狂热。陆军航空队为马丁B-10的后继机进行了一次招标。设计书要求它的载弹量是B-10的两倍。即两吨炸弹。加州圣塔莫尼卡的道格拉斯公司中标，推出了双引擎的B-18轰炸机。陆军航空队的胃口又受到了刺激，当年米切尔将军理想的光芒已经象烟云映红了地平线。无论向东向西，美国陆军都必须跨过两个大洋，那么，为什么不能造出一架越洋轰炸机呢?！
于是，著名的“A方案”提了出来。它要求航空公司造一架航程八千公里，载弹九百公斤的“超级”轰炸机。在叫做“美国”的这块土地上，只要有钱，似乎无事不可为。(当时是一九三三年，又过了三十六年，美国人就凭这股蛮劲把阿姆斯特朗送上了月球)。
波音人再次卷起了袖子。其实，他们对两次竞争的失败早己刻骨铭心。他们认定：飞机的关键是发动机，想进一步提高各项性能指标，必须从引擎下手。那么，为什么不造它一架四个引擎的轰炸机呢！(二十多年后，他们又造出了八引擎的B-52轰炸机)。
正当波音公司搞出了一架四十一吨的不伦不类的XB-15原型机的时候，陆军航空队的头头们也觉得“A”计划大得离了谱儿，于是减了码。波音人获得了制造四引擎机的丰富经验，很快就按新要求搞出了B-17。B-17轰炸机各项性能都超过了陆军的预计，尽管它的诞生和成长也多灾多难，可是当二次大战的烽火燃烧在这个星球上的时候，它的双翼已经展现在蓝天上了。试想：如果没有当初的理想，没有不懈的努力，一旦法西斯军人举起了屠刀，又怎么能凭空出现一种金属的巨乌，能飞过滔滔大洋，去啄食敌人的肝脏呢！
哎哟！事情都已经明朗化了，不是连傻瓜也知道该投明星的票吗?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希特勒的轰炸机把戈尔尼卡市当成轰炸机的试验场，不单巴布洛·毕加索愤怒地画出了他的传世之作，全世界每一位政治家和军人都看清了未来战争的命运将由天空来决定。
罗斯福、霍普金斯、马歇尔都全力支持发展空军。总统在一九三八年声称：“空军乃是唯一的使希特勒理解美国的军种。”获得普利策奖金的大牌记者瓦尔特·李普曼说得更具体：“如果敌人强大的空军部队，能够在不及一小时的时间内，前来攻击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底特律、匹兹堡和芝加哥的话，仅一次空袭就能杀伤三万到四万五千人的生命，美国国民该不会无所谓了吧。”(现在，战略导弹又重演了这段历史。)时间表越排越紧，战云四合，雷霆将至。这时一天中决定的事比和平时期几年还多。罗斯福终于击败了孤立主义者，通过了给陆军航空队增拨三亿美元的预算。这笔钱来得恰到好处。因为在“比利”·米切尔的旧位上坐的正是他的门生阿诺德。阿诺德的机器立刻加速运行。他先访问了大名鼎鼎的飞行英雄林白上校，向他咨询德国空军的现状。查尔斯·林白本来就崇拜德国人的干劲和效率，于是添油加醋地把戈林的空军大吹一通。接着，这位首次飞越大西洋的美国空中老手参加了基尔纳准将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后来，除林白本人因亲德观点遭美国公众唾弃外，特别委员会的卡尔·斯巴兹、E·尼登、A·莱思等人均成为美国战略空军的开山鼻祖。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阿诺德将军在特别委员会敦促下，正式向陆军当局提出了研制新机种的一揽子计划。
陆军向各大公司发出招标。任务书要求很苛刻，因为设计任务书的人里有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多纳德·普德上尉。他在一次严重的事故中，是燃烧的B-17轰炸机中唯一的幸存者。
波音、洛克希德、道格拉斯和堪索利德雷特四家公司应聘参加了竞争。经过一番较量，只剩下波音和洛克希德。它俩拼到最后的一轮，洛克希德退让了。它转身去发展战斗机，因为波音已经拿出了决定性的XB-29。
以后的事都是技术问题了：风洞实验、翼载荷、超长襟翼、埋头铆钉和大规模钎焊、翼桁的网状结构、专供高空用的密封式座舱、为提高气冷式莱特发动机出力的一系列努力、各种先进仪表和闻所未闻的导航轰炸设备、为减轻每一克重量所作的努力(普里斯特利先生领导了那个“减轻重量委员会”)……千千万万的工程师、设计师、技工、试飞员为B-29熬过无数不眠之夜和困倦的黎明。甚至，第一架B-29还没有试飞，联邦政府就同波音公司签订了三十亿美元的合同，被报纸称为“世纪的赌注”。
现在，这个赌注是押中红心了。
在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和纽曼·盖达尔先生吃便餐的当口，餐厅的几台专线电话不停地响着。有时是找别的工程师的，大部分却是找他们两个人的。
虽然，XB-29的原型机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就飞上蓝天，但其后，发动机事故频繁——研制莱特R-3350引擎甚至比研制飞机还要吃力，飞机本身也远非完美。阿诺德将军和乌尔夫将军组成的“B-29专门进程小组”，为了力促把它在一九四三年底投入实战，赶工赶时，急如星火。因此，每一批生产型的B-29同前一批都不一样，图纸、工艺、工夹量模具也不断修改。B-29“超级空中堡垒”是一种从设计、试飞、调整、训练、使用、作战的全过程都在战时进行的战略轰炸机。开始，仓促上阵，以后，又加鞭催行，各种纰漏多如筛孔。
实验车间、生产线、装配桁架上的工人和技师们，不停地就图纸和实物提出各种问题、其中钣金、油泵、冲压件和电气系统的问题全有。生产任务紧急，“专门小组”一催再催，老惠特尼先生深深感到：国内的人们在另一条战线上也在打一场大战。
幸而，他们俩受过全面的教育，实际经验丰富，判断准确，大部分问题都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还有些问题需要计算和试验，他们记下来，让设计室、工艺室和中心试验室的工程师们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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