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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时 间：2002年9月29日</b>
<b>地 点：北京市东城区某居民楼</b>
<b>访谈者：定宜庄</b>
<b>[访谈者按]</b>(<i>2002年)戴鑫英先生的祖先在清朝时属于正蓝旗蒙古，据他说是老察哈尔部，戴尔吉特氏。像我所见的几乎所有八旗蒙古后裔一样，他们现在都自报蒙古族而鲜有报满族者。与蒙古王公贵族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数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客观地说，他们无论从习惯、做派和语言上，与满洲旗人都很难区分而与草原的蒙古人迥异。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尴尬，这在戴先生的口述中有明显的表露。</i>
<i>戴先生如今是热心于满蒙民族事务的活动家，在许多与民族史和民族语言相关的学术会议上常常可见他活跃的身影。戴先生还是颇有名气的民间收藏家，北京电视台的《北京你早》曾专门为他做过节目。他对满蒙民族的知识和解释，一方面来自他家庭那些如今已经堪称文物的藏品，一方面也来自多年来参与学术活动的耳濡目染，这都强化了他对满、蒙民族的认同与自觉的民族意识。因此他的讲述比起一般对此不甚留意的人要更丰富，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够客观的特点，特别是在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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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戴鑫英生活照(定宜庄摄于2003年)</i>
<i>戴先生的家庭，从入清以来一直就居住于北京内城的东南角，约略相当于今天北京火车站的位置，这是当时正蓝旗的驻地。我访问过几位八旗蒙古的后裔，或姓鄂，或姓陈，当年都居住于此。这倒确实是巧合，因为清朝时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一样，本是按旗分段居住于内城各处的。注235</i>
<i><b>［访谈者按］(2016年)</b> 戴先生已于2013年1月9日逝世，享年74岁。</i>
<i>我为戴先生做的这篇访谈差强人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虽然喜欢与学者打交道，但内心里对学者却颇为轻视，他认为学者从书中看到的一切都是被他们这些有经历的人“嚼烂了的”。而我一是女性，又是比他年轻的女性，二是来自东北的旗人而非京旗，就尤其被他轻视，在有些问题上，他并不对我讲实话，这在访谈的字里行间都有所表露。我与他交往时间较长，有一段时间接触较多，对他的性格、为人并非全然不知，这些问题在访谈时也有觉察，但是，访谈本来就是双方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也不全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我在多年做访谈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不止一次不被尊重的情况，这应该算成是这项“五味杂陈”的口述工作中的一味，也是不可少的一种经历。它之可贵在于，这是面对文献时不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文献是不会挑人，也不会对不同人采取不同态度的。</i>
<i>我是几年之后遇到关俊民先生后，又从他口中听到与戴先生家世有关的若干故事的，这些故事可以为这篇口述中一些片段做补充，还可对某些不实之处进行订正，所以我将其放在附录之中，可供读者参照。</i>
<h3>1.能在北京扎下根来不容易</h3>
戴鑫英(以下简称戴)：我是1939年生人，汉名戴鑫英，蒙名巴图，这是小时候父亲给起的，我们都有蒙名，我父亲他们都有蒙名，也有汉名。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族源说起，您是蒙古旗人是吗？
戴：我们家是正蓝旗蒙古，祖籍是扎鲁特。我母系是正黄满。我先从我父系这儿谈。当初随龙入关，清朝入关的时候呢，与八旗满洲共同进入北京。当时远祖吧，来了兄弟两个，一个就一直留在北京，那个就调防南京，入关以后哥儿俩就分手了。所以我们两支，北京一支，南京一支，而且我们还有联系。
定：入关之前是在辽宁那边，还是在内蒙古那边的？
戴：正北，张家口北边那儿。
定：怎么投奔努尔哈赤的？
戴：不知道。
定：有家谱吗？
戴：有。
定：这些是家谱上写的？
戴：家谱上没有文字说明，不像名门望族的那个，有副本，每个人的人名下面都有一个简历。我们在北京以后，家庭变迁呀，老祖坟有三个，从我祖父就单立祖了，我们这支的谱就比较详细。
定：你们这支的家谱是什么时候修的？
戴：好像光绪年间修了一次。老的那个在我那个爷爷的弟弟他们手里头。
定：满文的，蒙文的，还是汉文的？
戴：有满文和汉文合璧的。关于修家谱这东西我有我的看法，作为中国人不管说什么族，他都强调“溯本求源，慎终追远”这八个字，说这个写家谱、续家谱，搞家族活动，有人持反对态度，我说不对，那样就把共产党的江山看得太脆弱了，甭说一个家族，连“法轮功”他都翻不起多大浪来，跑到国外去了对不对？不要一提有家族活动，有家族祭祀，什么续谱就敏感，没必要。什么都得问一个为什么，你从哪里来？
我祖父他们远祖来了就是护军，警卫部队吧，因为宫廷怕出问题，为防止闹事，就用两个民族的人，都是混编，有蒙族，有满族，蒙族的佐领里头啊，领导的都是满兵，满洲佐领里头呢，领导的都是蒙兵。防犯在保卫上出差错。注236
我祖上一直就是一般的护军，在大内里头，但他品位高呀，好像最高做到骁骑校。注237南京那支儿最高混到什么官员，他们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清朝完了，祖父的父亲他们也就什么都没有啦。因为他是蒙古族。升迁的机会很少。
定：蒙古族不如满族好升迁么？
戴：那当然啦，我们家又没有抬旗和王公的背景。现在我们家兄弟几个，经过几次人口调查，旗分是不会错的，正蓝旗。但是民族就全乱了，有报蒙古族的，有报满族的。当然要追根的话，民族感情是蒙族，可是金启孮先生注238介绍过，就说北京这些早期入关的蒙族人，是个麻烦事，草原不承认，满族人又觉得跟他有界限，你是蒙族，进关了，蒙语也没有了，只是维持了部分蒙俗，比如到现在我们家族里延续下来不过中秋节，家里有白事的时候要请雍和宫喇嘛。可是大部分随的还是满俗，这是1949年以前。
我祖父叫戴德林，原来就叫德林，没有戴字。到我祖父这儿，已经接近清王朝的末期了，从世袭的护军这个，就弃武从文了，筹备大清邮政，到法兰西考察，等考察回来，清王朝也完了，中华民国了，孙中山先生起用我先祖，继续充实中华邮政。后来怹(怹，即他，是北京话中对长辈的尊称，下同)就退休了，那会儿是一次性退休，给了一大笔钱。
我祖父哥儿仨，姐儿五个，但是同父不同母。曾祖父的第一个妻子，等于就生了我祖父这么一个男孩儿，曾祖母去世了，又有一个后继的曾祖母。所以同父同母的我祖父他就哥儿一个，然后他的继母生了两个男孩儿，五个女孩儿。我的二爷叫德兴，是电业界的，这个电力公司是民国当中成立的。我三爷德洪的工作是由我祖父给他办的，在中华邮政总局无法投递处，负责瞎信。
到我祖父他们那辈儿，都是有文化的。我祖母也读过书，当然是在家里读。祖父那人很有远见，他知道大清朝是不行了，他让儿子都要学点东西。他知道社会要发展，过去八旗子弟关着门，食俸禄的生活是不行了。我父亲他们兄弟三个，我大伯父成华呢，学的是英语。让我父亲上蒙藏学院，就是乌兰夫的母校，西单石虎胡同，注239因为当时我们算蒙古人呀。让我三叔学的日语。我姑姑也是上的洋学堂。结果呢，祖父退休以后，我大伯父和我父亲就进入中华邮政，所以我们家在北京，尤其东城一带，一提戴家，都知道，都管我们叫邮局戴家。一直到现在，我的下一辈，还有在邮局工作的。我三叔后来改学古代建筑了。
我的祖父有眼光，他对他的13个孙子，也有自己的安排。怹就说有学文的，有从军的，有学武的，有学商的，到什么时候我这家庭，不倒。有培养前途就尽量往深了培养，念书不太好的他就因材施教，学手艺去。我姐姐都是大学生。我二哥学的是西餐。确实按照他的设想，所以历次运动，辛亥革命，清王朝逊位，抗日战争，都没有触及我们家，就是到国民党撤退，1949年解放前，家里还没倒呢，到解放后都没有触及到我们家，就是“文革”时候……
定：清朝没灭亡之前你们已经有了邮局的收入了？
戴：我们家庭在清朝亡了的时间不太长，就业了，在经济上没受什么困苦，俸禄没了就没了，我们有收入，我们自个儿。所以也没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
定：你们家原来在什么地方？
戴：我们就没离开过正蓝旗的驻防地，北京城的东南角。我们老宅子在什坊院，就是现在南小街的什坊院注240，后来迁到东城芝麻胡同，现在北京日报社那儿，后来蒙古外馆改建，原来的蒙古不分内外，就是一个蒙古外馆，又经商又管政治，它的木料大部分由我祖父买来，我们在大羊毛胡同，就是现在的北京站，盖了一个三套院子的宅子，都是磨砖对缝的。等于我们几次搬迁都没离开驻防地，那东南角，就在正蓝旗驻防地。后来地铁一修呢，也“文革”以后了，家里就整个散了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