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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
法国
“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再也看不到它们重新燃起。”
——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战时期
薇安妮·莫里亚克走出四壁都是灰泥墙的冰冷厨房，迈进了自家的前院。在卢瓦尔河谷这个美丽的夏日早晨，一切都在盛放。雪白的床单在微风中飘动，玫瑰花枝如笑声般沿着分隔她的房子与马路的古老石墙滚动起伏着。一对勤劳的小蜜蜂在花间东奔西忙；远处，她听到了火车开动时发出的轰隆声和小女孩甜美的笑声。
索菲。
薇安妮笑了。她8岁的女儿可能正在房子里奔跑，让正在为周六的野餐做准备的父亲对她大献殷勤。
“你女儿是个暴君。”安托万说着出现在了门口。
他朝她走了过来，抹了润滑油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乌黑闪亮。今天早上，他一直在忙着做家具——用砂纸打磨一张早已顺滑得如缎子一般的椅子——脸颊和肩膀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木屑。他人高马大、肩膀宽阔，粗糙的脸颊上长着深色的胡茬儿，它们需要不时地修剪，否则就会疯长成络腮胡。
他悄悄地伸出一只手臂搂住了她，把她的身子拉近了一些，“我爱你，薇。”
“我也爱你。”
这是她的世界里最真切的事实。她爱着有关这个男人的一切，他的笑容，他睡觉时的喃喃自语，他打完喷嚏后的笑声，以及他在淋浴时哼唱的歌剧。
15年前，早在她还不明白爱是什么的时候，她就在学校的操场上与他坠入爱河。他占有了她所有的第一次——初吻、初恋、初恋情人。认识他之前，她是个骨瘦如柴、笨手笨脚、焦虑不安的女孩，经常因为害怕而变得结结巴巴。
她是个没有母亲的女孩。
“你现在就是个成年人了。”薇安妮的父亲第一次带着她走到这座房子门前时对她说道。那时的她还只有14岁，睁着一双哭肿了的眼睛，心中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悲伤。一瞬间，这座房子就从家庭避暑别墅变成了监狱。她的妈妈去世还不到两周，她的爸爸就放弃了作为一位父亲的责任。到达这里时，他既没有牵着她，也没有把一只手按在她的肩头，甚至没有递给她一块手绢让她擦擦眼泪。
“但，但我只是个小孩子。”她说。
“再也不是了。”——另外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道。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年幼的妹妹伊莎贝尔。已经4岁的伊莎贝尔仍旧会吮吸自己的大拇指，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不断地询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
大门打开了，一个高大、纤瘦的女子出现在门口。她的鼻子像水龙头一样，双眼又小又黑，看上去就像是一对葡萄干。
“就是这两个女孩吗？”那个女子问。
爸爸点了点头。
“她们费不了什么事的。”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薇安妮还没有真正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爸爸就像丢脏衣服一样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丢给了一个陌生人。姐妹俩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仿佛是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薇安妮也想过要安抚伊莎贝尔——她打算这么做——但她的心里实在是太痛苦了，根本就无法为别人着想，尤其是像伊莎贝尔这样任性、焦躁而又吵闹的小孩。薇安妮依旧记得自己在这里度过的最初几天时光：伊莎贝尔在夫人掌掴她的时候尖叫了起来。薇安妮恳求着妹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的天哪，伊莎贝尔，别叫了，你就听她的话吧。”可即便只有4岁，伊莎贝尔还是很难控制。
薇安妮已经被这一切给击垮了——丧母之痛，被亲生父亲遗弃之痛，环境的骤变，还有伊莎贝尔令人厌烦的、黏人的孤独感。
是安托万拯救了薇安妮。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们变得形影不离。和他在一起时，薇安妮找到了解脱。16岁那一年，她怀孕了；17岁时，她结婚并成了勒雅尔丹家的女主人。两个月后，她因为流产而迷失了好一阵子。那是一段令人难以言表的时光。她用悲伤将自己紧紧包住，无力去在乎任何人、任何事——就更别说一个黏人的、只知道号哭的小妹妹了。
但那都是些陈年往事了，她不想在今天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想起这种回忆。
她靠在丈夫身上，看着女儿朝他们奔跑过来，耳边响起了她的声音：“我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好。”安托万露齿笑着答道，“公主准备好了，所以我们必须出发了。”
薇安妮微笑着走进屋里，从门边的衣钩上取下自己的帽子。留着一头略带金色的红发、皮肤如瓷器般纤薄、眼睛呈海蓝色的她总是需要防晒。在她为自己戴好宽边大檐帽、拿起蕾丝手套和野餐篮时，索菲和安托万已经走到了门外。
薇安妮走上房前的土路，站到了他们的身边。这里的宽度勉强能够停下一辆汽车。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干草地，斑驳的绿意中夹杂着罂粟花的红与矢车菊的蓝。几片树林零星地生长在田间，卢瓦尔河谷的这个角落里似乎更适合种植干草而不是葡萄。尽管这里距离巴黎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却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即便是夏季，也很少会有游客到访这里。
偶尔会有汽车隆隆作响着从这里驶过，或者是一辆脚踏车、一辆牛车，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行人。他们住在距离小镇卡利沃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这个小镇被大部分人认为是圣女贞德朝圣之路上的一个停靠站，居住着近千人口。镇子里没有什么产业，也很少有什么工作机会——除了让卡利沃人引以为豪的机场，那是数英里内唯一的一座机场。
镇子里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在相互倚靠的古老石灰岩建筑之间蜿蜒。砂浆在石墙间碎裂，常青藤掩盖着身下墙体的腐败，虽然肉眼看不到却还是能够让人有所察觉。镇子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点点拼凑起来的——弯弯曲曲的街道、崎岖不平的台阶、漆黑隐蔽的小巷。斑斓的颜色让石质建筑充满了生机，黑色的金属支撑着红色的遮阳棚，赤土罐里的天竺葵装点着铁质的阳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引人注意的景致：摆放着彩蜡做的马卡龙样品的展示柜，满载奶酪、火腿和粗红肠的简陋柳条筐，盛着色彩艳丽的西红柿、茄子和黄瓜的板条箱。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咖啡馆里门庭若市。男人们围坐在金属桌旁，喝着咖啡，吸着手卷的棕色卷烟，嘴里大声地争论着什么。
这是卡利沃典型的一天。拉沙瓦先生正在自家餐厅的门口打扫，克罗奈夫人则在清洗帽子店的窗户，一群未成年男孩肩并着肩在镇子的街道上闲逛，用脚踢踹着垃圾，手里还来来回回地递着香烟。
在镇子的尽头，他们转向了一条小河。走到岸边一片平坦的草地上，薇安妮放下手中的篮子，在栗子树的树荫下铺开了一块野餐垫。她从野餐篮里拿出了一根硬皮法式棍子面包、一块浓郁的高脂厚奶油奶酪、两个苹果、几片薄薄的巴约纳火腿和一瓶1936年的博林格香槟。她给丈夫倒了一杯香槟，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看着索菲朝河岸跑去。
时间在温暖的阳光带来的朦胧满足感中消逝着。他们说着、笑着，分享着野餐的美食。当天晚些时候，安托万在给收起了钓鱼竿的索菲用雏菊做皇冠时开口说道：“希特勒很快就会把我们全都吸进他的战争里去的。”
战争。
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但薇安妮并不想听见这个词，尤其是在如此美妙的夏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