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画(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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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里柯:《梅杜萨之筏》
——该死的船长!
读过法国画家席里柯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并且了解其背景的人,大抵没有不生这种恶毒的诅咒的。
仅仅因为不懂得航海,贵族肖马雷被政府任命为船长,率巡洋舰“梅杜萨号”,远航非洲的塞内加尔。结果,途经布朗海岬便触礁了。他随即同一批高级官员逃逸而去,扔下一百余条卑贱的生命,应付汹涌而来的海浪、风暴、饥饿、疾病和死亡!这群乌合之众,仓猝间只好找来破败的桅杆和船板,用缆绳捆扎成筏,开始漫无方向的漂流。十三个白天黑夜过去,最后被营救上岸时,筏上只余十人。这就是一出关于叛卖与坚持的戏剧的全部。
生存或者毁灭?梅杜萨之筏成了人类处境的一个象征。
设想当初登上舰板,进入舱中的座位,有哪一位乘客会不安于早经安排停当的秩序的呢?及至开航,当帆布渐次为海风灌满,一种节庆般的情绪便悄然上涨,浸然弥漫成一种氛围。一切都无须选择,自然无庸置疑,在危机四伏而表面平稳的过渡中,个人的自觉意识已然进入酣眠状态。——领航人成了船中唯一的头脑。正是船长,赐予乘客以无须许诺而能直接感知的彼岸的快乐和荣光;权威的力量,因他渗透其间,神明般地使人们普遍获致一种安全感。他的无所不在使他成了一个隐形人,直到逃离了现场,人们才仿佛第一次发觉他的存在。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梅杜萨已经陷了绝望的境地,由船长所维系的集体全然瓦解了。
没有船长的航行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当船长亡失以后,由谁来决定未来的命运呢?选择自我是唯一的现实。现在,毕竟从他人的船只回到自己的筏上来了。由船而筏,所改变的岂止是境遇而已!
绝望促人醒觉。自我醒觉的力量才是真实的力量。在席里柯的画布上,众多的倒毙者,无一不是搏斗到了最后一刻的,他们都把生命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在这些横卧的尸体上面,我们可以理解,画家何以倾注了那么明亮的色彩——一种神圣之光。至于生者,他们都在迅速地熟悉一切,主动履行属于自己的责任,做一切应当做的事情,极力阻断通往沉沦的道路。沧海一粟,个人确乎是微末的。可是,在恐惧中,一个生命却可以发现和拥抱另一个生命。爱产生了。对于生命的同一热爱把人我组织到了一起,集体不复是相加的个人,而是个体的扩展与延伸。我读过许多名画,对于手的表现,从来没有见过像《梅杜萨之筏》这样的富于动作性,这样的紧凑、有力,感人至深:它们一只只全都从渴望中伸了出来,就这样互相紧紧地挽着、抓着、拉曳着,即使对于死者!在波峰之外,在黑暗得发亮的远方,当帆影依稀可辨,这些激情的混乱的手,顷刻之间便把狂呼的众人垒成了一座金字塔。而塔顶,则是高悬的另一只手,和一条猎猎飘动的红巾!
茫茫生死之间,谁主沉浮?
猎猎的红巾是得救的标志,但也完全有可能是一种轻信,一场虚妄。迢递的航程充满偶然,谁能担保梅杜萨之筏一定可以驶出死域?然而,即使木筏倾覆,它仍应骄傲地行驶在航海史上!众多的乘客成为命运的主宰者,他们已经学会选择船长了,而且实际上,他们自身就是船长!
我不禁想起法国的另一幅名画,就是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战斗的人们所追随的,不再是王公贵族,一如席里柯笔下众人不再追随船长。引导他们的是自由,是独立,是庄严的理性,笼盖一切的人道主义的大灵魂。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艺术,都一样具有人类生存的哲学内容。不同的是,浪漫主义者总是不忘扬起手中的红巾或旗帜;而现代主义者,即使张开双臂,也没有这类色彩鲜艳的飞扬的织物。对于他们,前头是没有救生船的;而船长,在他们诞生之前就已经死掉了!
浪漫主义者说:把失去的一切找回来!
现代主义者说:失去的将永远失去!
我不知道,世纪末的此刻,我们是落在船中还是留在筏上?但总之,浪漫主义离我们是愈来愈远了!
列维坦:《弗拉迪米尔卡》
历史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不是真实的。它是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不及逃避的影子,在近处响起遥远无尽的回声。
自古迄今,千百万奴隶的血泪在哪里?攻打巴士底狱的嘶喊在哪里?纳粹时代的焚尸炉呢?它是如何吞噬众多的血肉之躯连同他们的名字的?最惊心动魄的场景已然泯没了,所谓历史,惟余一堆零碎的杂物:毫无表情的密诏、大小报告、红皮书和白皮书,锈钝的刀箭,哑默的枪管,博物馆里古意盎然的镣铐……俄国的沙皇,是以开发西伯利亚天然牢狱驰名于世的。但是,随着流放犯的获释、迁徙和死亡,以及其后的权力的倾复,罪证肯定会消减许多。
不幸的毕竟还有无法移易的地方在,比如俄国画家列维坦笔下的《弗拉迪米尔卡》。
弗拉迪米尔卡是俄罗斯人对流放犯必经之道的称呼。画面上,一条大道从近处一直通往远方。道路凸凹不平,辙痕斑驳,布满尘土。两旁是原野、草丛、麦苗、林木、土丘。大块的天空欲雨不雨,云块并不陌生。然而只要说:“这就是弗拉迪米尔卡!”我们就将立即获致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大约这就叫历史感了。
此刻,阴郁的天空变得愈加阴郁起来。密云深处,仿佛听得见雷声。枢密院广场上十二月党人的枪声,以及尼古拉卫队的炮声是雷一般作响的;开往西伯利亚的驿车是雷一般作响的;威严的军靴,挥舞的警鞭,直到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诗句都是雷一般作响的。可是,难道雷声便是暴风雨的预言么?如果不是暴风雨,又凭什么摇撼头顶凝重无比的黑暗?喑哑中,有一脉斜晖投射到黑麦田上,白骨般炫目,令人心悸。但见云块陡然涌起,自远方逼近我们,好似有意让我们从中发见自己的灵魂的骚动。而原野、山峦、纠缠的小路,也纷纷动荡起来,似是无力承受重压,又似不甘于宁静的匍伏……
列维坦,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人,过早地成了历史的遗孤。作为风景画家,他不但善于感受俄罗斯大自然,于民族历史的重负也如列宾一样具有过人的敏感。不同的只是,命运的纤索并非加于“集体”的肩膊之上,而是深深地勒紧了个人——看看大道上的那个流浪者吧,多么地渺小而孤独!周围不见同类的形影,只有带檐的十字架,在近旁的墓顶俯视着他。永远的十字架!
人类的不幸,正在于灾难无法分担。它穿透个人而且只有穿透个人而成为纯粹的一种痛觉。说到历史,它就不是圆丘形的大脑拼凑出来的大而无当的实体;作为曾经存在过的时空,它的充满苦难的内容物,唯在个人锐利的痛觉中敞开而成为新的事实。人类苦难之途的象征——《弗拉迪米尔卡》,完全可以使历史在我们如读一般风景画的欣然超然的感觉中消失。但是,倘使一旦从它那里竟烧灼般地感觉到列维坦的感觉,那么不妨说:
我们已然进入了历史。
怀斯:《克丽斯蒂娜的世界》
世界是何等的辽阔而辉煌呵!
怀斯用色太奢了,画布几乎染遍了金黄,令人炫目。原野一望无遮,秋草芊绵。地平线大弧度划过。其上自是天空,蔚蓝而且透明。
有两道车辙,犹如神启,若明若昧地引向远方。
对于一个敞开的世界,其实无论何处都可以成为出发的方向。然而,眼前的少女是再也不能匍匐向前了。她的手足是那般纤细,恰如干枯的芦苇;显然,运动所依仗的肌肉早经萎缩,可怕的疾患吞噬着有为的生命。作为人的直立的权利被剥夺了,自由被剥夺了,仅存的力量是属于意志的。爬是唯一的动作。那飞扬的乱发,抓紧了土地的双手,整具倾斜、扭曲的躯体,呈示着怎样的一种悲壮呵!爬着,爬着,阴影便出现了。阴影爬得比她还快,楔子般使人想见逼迫的落日余晖。黄昏是余下的时间。黄昏是一个极限。
除了朝前来的方向往回爬,她别无选择。
每天每天,她都这么吃力地爬出来又爬回去么?来而复往不就是有限的一段距离?这般相等的距离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她背对我们,总翘首不远的小屋子。
我们无法窥见她的眼睛,永远无法窥见她的眼睛。只记得许多年以前,当我初读这少女的时候,心里便顿时为一种力所充盈,同时为一个可企及的目标而深感慰藉。时至今日,这才霍然发见她的归宿地,原来就是起点!
她爬不出小屋子。
栖定如黑土蜂一般的小屋子,在画幅中简直可以当成点缀,但是在一个少女的视野中却占据了支配的位置。于是,一切广远的事物,都变得同它的存在相关了。
然而,青春而倨傲的心,只为屋外的世界而跳动!
梦想与现实,超越与局限,选择与宿命,想必一生都在纠缠着画家怀斯。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少女克丽斯蒂娜,那么就是怀斯么?
许是惊惧于风沙的吹袭吧,久违的乡土,于我是如此温柔。我多么想再一次摩挲我的田园、小路、草地、牛群,还有小屋。或者外出,或者返回,但都一样是艰难的匍匐,——克丽斯蒂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