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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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与理解
写好人李雪健
一、名片与补充
李雪健的名片与众不同，在通常标示职位、职称。或各类惊心动魄之头衔的位置上，只印了四个字：您的朋友。
李雪健，一九五四年二月生于山东菏泽，离春节还差几天，其实属蛇。他不反对有些书上说他属马，因为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人大多属马，一定要坚持属蛇，除了添一份解释的麻烦外看不出于人于己还有什么好处。对身高的态度也大致如此，他说情绪好了是一米七二，情绪不好就是一米七零。体重呢，平时是七十公斤，演上戏了就不一样，根据角色的身世可以大减。血型不能马虎，一贯是Ｏ。
李雪健的父亲曾任巨野县田庄公社书记，后调往贵州任凯里县委宣传部长。母亲也是国家干部。李雪健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人除李雪健外，现都还在贵州凯里。
李雪健的三十八年，十一年在山东，十三年在贵州，十四年在北京。李雪健务过农，上过学，做过工，当过兵，就差一项——没经过商。天赋李雪健表演才能，虽屡经坎坷，险遭埋没，但终于靠了决心和本事而不是靠了门路，考进京城作了专业演员。并非一开始就有要紧的角色给他演，但一开始他就演得认真、用心，演战士、参谋、警卫员和交通员，演狗腿子，演匪兵甲、乙、丙、丁，演一切无足轻重的配角都演得毫不松懈。自然不是胸无大志。现在有介绍说他是“三栖”（话剧、电视剧、电影）明星，此话属实，36岁本命年之际李雪健已把这“三栖”内的大奖都得了一遍，“梅花”、“金鹰”、“飞天”、“百花”、“金鸡”一项不落。
李雪健的座佑铭是：好有好报；最喜爱的电影是《我这一辈子》；最喜爱的电视剧是《夏天的经历》；最喜爱的演员是中国的石挥、舒绣文，和美国的卓别林；最喜爱的导演是与他合作过的所有导演；所满意的搭档是所有他的搭档；最向往的地方是家，但最向往的事情是演戏，演戏不能在家里演，想必这中间又有着他最大的遗憾和歉疚；他最爱的人理所当然就在他最向往的地方，家显然不是指一套房子，他的妻子叫于海丹，５岁的儿子叫李亘，我猜想《夏天的经历》之所以是他最喜爱的电视剧，与于海丹的主演有大关系；他的业余爱好是喝酒（二锅头）和下围棋，喝了酒没出息，话多，但他不会撒谎更不懂阴谋因而可以放心畅饮，不担心酒后失言。
李雪健目前苦于无计逃脱笼罩在他头上的一朵光环，被光环笼罩比被乌云笼罩更让他别扭，尤其那光环偶尔放出些与艺术无关的光芒。除了“认认真真演戏”之外李雪健再无所长，除了“清清白白做人”之外李雪健再无奢望。
以上是对李雪健那张过于简单的名片的补充。观众和读者可能对李雪健的方方面面都有兴趣，但我无能把一个活人写全，故先以此“名片与补充”为观众和读者开放想象之门。以下要写的，仅仅是我对李雪健的印象和理解，不想再为他撰写一份详尽的履历。
二、爱与羡慕
十岁，李雪健随父母举家迁往贵州。他小我三岁。那么我十五岁那年被串联大潮卷过贵州时，他已经在那儿了。
那正是甘蔗收获的季节，我印象中的贵州，到处都有卖甘蔗的，串联大军一路嚼着甘蔗，把甘蔗的残渣铺满贵州的座座城镇。那时，很可能路边的一个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我不认识他。一群人在那儿大嚼，少年远远地看着，料定有人会把难啃的甘蔗头儿丢弃。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但自尊心成为阻碍，被丢弃的甘蔗头儿离他不远，少年不看它们但是清楚它们的位置。甘蔗的诱惑，使少年煞费心机为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设计各种合理性，我能想象，他的表演天赋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装作扎鞋带去接近那目标，他故意把什么东西掉在那目标近旁然后蹲下去……终于把甘蔗头儿捡到，赶紧跑开，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皮，洗净，那东西确实难啃，得一小条一小条劈开，急不可待，但舍不得一下子吃光。
“挺甜的，”二十几年后李雪健说，“现在还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地方，甘蔗不是很便宜吗？”
“是很便宜，”他说，“可那时我父亲被罢了官，工资扣发，全家人只有很少一点生活费。”
我印象中的贵州，峰峦叠嶂山脉纵横，绵延不尽，每一小块有土壤的地方都种上庄稼。火车钻了山洞又钻山洞，汽车盘山而上“哼哼”地喷吐黑烟。那时，很可能山路上一个砍柴归来的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要等二十几年后我才能认识他。少年砍了六七根茶杯口粗的树桩，但雄心大大超过了少年的体力，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忍痛扔掉一根，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再扔一根，走三里多山路回到家，只剩了两根。
“顺带还挖些野菜。”中年李雪健说，“有一种野菜叫‘雷公屎’，黑的，就像木耳，煮了挺好吃，但是不能煮的时间太长，要不就化了。”
他说：“山里有野果子、刺梨、一种不知名的小红豆儿，饿了就搞来吃。”
“走渴了也不怕，”他说，“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捡一根草，拧一下扔在水里，保佑自己不得病。”
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流湍急，那儿的孩子都善水性。火车开过山涧之上的大桥，汽车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颠簸，我见过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个或是一大群，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太阳下蹦跳着朝过往的旅客呐喊，然后跳进耀眼的溪流，千姿百态地游向对岸。说不定那中间就有未来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说，“那时我常常和一群孩子游过一条河，可不是玩儿，是到对岸的发电厂去捡煤渣。”
“脱了衣服一只手举着，一只手游。”他说，“那条河挺宽，河上有摆渡，坐一回二分钱，舍不得，去的时候就游过去，回来的时候背了煤渣才坐摆渡。”
少年们喊着笑着游过河，怕把衣服弄脏了，叠好，放在草丛里，用树叶盖上。发电厂的斗车把烧过的煤渣倾泄在河边的沙滩上，冒着热气。少年们不喊也不笑了，忽啦扑上去，蒸汽和烟尘中只听见孩子们的喘气声，抢煤渣声，和仍在燃烧的煤渣在潮湿的沙滩上发出的吱吱声。斗车走了，这才又听见少年们的说笑声，每人抢到了一堆儿煤渣，快乐地从中选那些没有烧尽的……
“我还偷过人家一双球鞋呢，”李雪健说。
“你是说，偷？”
“偷。一点不假，纯粹是偷。那时候我爱踢足球，一直羡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样的白球鞋。我父亲成了小‘走资派’，家里没钱给我买那样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脱在一边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还爱养鸽子。球鞋拿回家，我妈问哪儿来的？我说买的旧货，便宜，才两块。这样又从家里骗了两块钱，买了鸽子。”
“鞋也有了鸽子也有了，”李雪健说，“可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见过的贵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除了大嚼甘蔗，我们也大干革命，到处抄录首长讲话，把战斗的消息印成传单，五彩缤纷地走到哪儿撒到哪儿，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羡慕我们。那时，可能正是李雪健羡慕人家的一双球鞋的时候；正是他捡煤渣挖野菜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被打倒被批斗，母亲拿不出钱给孩子买一节甘蔗的时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学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红色儿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顿的时候……
二十几年过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妻子为他开了门，说：“不像。”李雪健笑笑说：“不像谁？”
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禄？不像“钢锉将军”或者大侦探？还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实是不像大明星。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想当演员的？”
他说是从十几岁，到了贵州，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
他说：“那时我在凯里师范附小上初中班，当时叫‘戴帽’中学，因为我讲的山东话接近普通话就被选进了宣传队。宣传队经常到这儿到那儿去演出，好玩，手捧‘红宝书’在台上唱啊跳啊，开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儿都受欢迎，都让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感觉着真好。演完了大伙鼓掌，还有人说你们看哪，这就是谁谁家的孩子，连我父母脸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时因为我父亲被打倒，我们全家人都让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为我，父母觉着荣耀，因为我，我的父母让人称赞让人羡慕，我心里真高兴，才知道什么是骄傲。被人尊重那感觉真好，心里的怨恨和委屈都变轻了，觉着所有的人都亲近了，那感觉比什么都好。说到底最初想当演员就为这个，为了受人尊重，为了让我的父母骄傲。”
这时我感到，在我与李雪健互不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们一定有着什么联系。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动机（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几乎和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机完全一样。这动机固然算不得多么辉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个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所有人的尊严都遭受轻蔑的年代，这动机是人的希望最为珍贵的一点点保存，这中间饱含着对爱的渴望与呼唤。
李雪健说，他爱贵州，他在那儿成长、成熟，永远思恋那儿的山山水水、那儿的草木、空气、那儿的人……
我问：“为什么？”
“爱，这东西说得清吗？”
我说：“你想不想出国？”
他说：“想，出去玩玩谁不想？开开眼。可我还得回来。”
“对不回来的你怎么看？”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处境，各人有各人爱的方式。我只是说我自己。我只是说人得爱，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他说：“我也羡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钱，有汽车。”
他说：“但最多那是羡慕。羡慕也不是坏，别人有的好东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运气你都想摊上，这正常。但羡慕和爱是两码事，弄混了可就麻烦。”
三、李雪健与《焦裕禄》
写下这个标题之前和之后，我都犹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谈《焦裕禄》，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超出谈论艺术的范畴，难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逻辑，譬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