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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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过一幅简约的电影海报:两条弧线构成的小船,中央蜷着一头老虎。很多人能一眼认出,这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如果把海报横过来,小船成了眼睛,老虎成了瞳孔,故事也成了寓言。在那段不可思议的漂流中,我们透过老虎重新审视生命与信仰。现在,类似的主题在《葡萄牙的高山》中再次出现,而这一次扬·马特尔笔下的主角换成了黑猩猩。我忍不住问自己,如果要为《葡萄牙的高山》设计一幅海报,该怎么画?十字架上的猩猩似乎是当然之选。当我译完全书,掩卷回想时,另一个画面浮上脑海:两道车辙和一行脚印——车辙从里斯本到图伊泽洛,是托马斯的探险之旅,也是彼得的回乡之路;脚印从图伊泽洛到布拉干萨,是玛丽亚·卡斯特罗的远行与归途。之于我,这两个画面仿佛从书中先后掉落的两张藏书票。
马特尔的故事总在神秘中透出哲思,抛给读者一个又一个谜题。“家”指的是什么?“黑猩猩”又代表什么?这些问题到现在依然困扰着我。翻译时总觉得自己在盲人摸象,不明所以,直到重读时才依稀看出几分脉络。小说讲述了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并跟随书中人物一同探询人和神、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在何种情境下才会思考这类终极问题?在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故事的主角托马斯、玛丽亚、欧塞比奥和彼得都痛失至亲,孑然一身。对亲人来说,每一起死亡“都是一次谋杀”,人们本能地为死亡寻找一个解释,为悲伤寻找一个港湾。托马斯的反应是质问与抗争,拉斐尔和玛丽亚选择了沉默,欧塞比奥选择了拒绝,彼得选择了漂泊。当他们两手空空、无可依凭之际,他们是否抵达了内心的港湾——“家”?托马斯的抗争在某种程度上以胜利告终,但他同时也摧毁了自己的信仰,在痛快淋漓的宣泄之后落得彻底的无家可归;玛丽亚在苦难的尽头见证了神迹,怀揣着感恩之心与家人团聚;而彼得需要的只是一只安静的黑猩猩,在它的陪伴下审视人生得失,珍藏对家人的爱,重新融入永恒的时间。家,是爱与信仰。
黑猩猩出现在每一段故事里。在《无家可归》中,神父在黑奴哀伤的眼神里看到自己,领悟了众生平等的真相。为了昭示世人,他将黑猩猩的形象刻上十字架。接着,在《归途》中,黑猩猩现身于拉斐尔的尸身内,怀抱着父爱凝成的熊崽——这大概是对信仰的回报与呵护。到了《家园》,黑猩猩“活”了过来,牵着彼得的手,带着他回到时间的荒野。联想到玛丽亚·洛佐拉那一段关于耶稣神迹的论断,你会惊讶地发现:黑猩猩在三个故事中,不也走过了和耶稣同样的路,上十字架、死去、重生,用神迹启发并施惠于世人?它是否代表了神子的再一次轮回?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玛丽亚·洛佐拉,试图通过曲折的道路到达一个牵强的论点。小说不是数学题,不需要唯一的答案。作者借彼得之口感叹道:“思考作为人类的一大特质,为什么反而令我们笨拙不堪?”看来我也不知不觉沦为了马特尔讽刺的对象。
马特尔小说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字里行间的隐喻,也在于情节本身。《无家可归》像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公路电影,托马斯不情不愿地驾着“新式马车”跋涉在葡萄牙的乡间,坏运气如影随形,当他跳罢“寄生虫之舞”后被炸飞、头顶升起一柱黑烟的时候,我们心疼他,却也不禁莞尔。在这样轻松诙谐的氛围中,他的悲痛与乌利塞斯神父的绝望遥相呼应,显得分外沉重。《归途》刻画了两个伤心人的相遇,玛丽亚的悲伤在解剖刀下渐渐显形、消解,欧塞比奥的悲伤却隐忍不发,深不见底。故事前半部分有关《圣经》与侦探小说的讨论或许略显枯燥,但它埋下的种子在结尾处意外地绽放,读者的耐心获得了回报。《家园》中的彼得虽然重走托马斯的老路,心境却恰恰相反。短暂的混乱之后生活渐渐归于平静,淡如一缕炊烟,让人联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前后三个故事重叠在一起,让我们感慨命运的交错,回味个中因果,阅读也多了一份乐趣。
翻译过程中,书中关于葡萄牙高山区的描写常令我神往。我不止一次想揣上这本书去里斯本,租一辆车北上,开向葡萄牙东北角的那个小村图伊泽洛,亲眼看看那些两层的石砌小楼。等到译文定稿时,这种心情反而淡了,大概因为马特尔的故事已经在我的想象里扎下了根,这三个故事对我来说就是“葡萄牙的高山”。它是一个鲜活的存在,不再需要任何物理意义上的确认。回望里斯本和图伊泽洛之间的车辙和脚印,我想对作者说:Thanks for the ride,Mr.Mar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