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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米哈列维奇伤心地反驳，“可惜，我还没有哪一点能配得上如此崇高的称号……”
“现在我发现该叫你什么了，”半夜三点钟的时候，还是那个米哈列维奇高声大嚷道，“你不是怀意（疑）主义者，不是失望的人，不是伏尔泰的信徒，你是个懒汉，而且你还是个故意偷懒的懒汉，有意识的懒汉，不是天真幼稚的懒汉。天真幼稚的懒汉只知躺在火炕上，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会做；而且他们什么也不想；你却是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可是你也躺着；你本来是能够做点儿什么的，——可是什么也不做；你躺着，腆着吃饱了的肚子，还要说：就应该这样，应该这么躺着，因为不管人们做什么，——一切都是胡扯，都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胡说八道。”
“可是你有什么根据说我躺着？”拉夫烈茨基强调说，“你为什么认为我有这样的想法？”
“除此以外，你们大家，所有你们这一伙人，”不肯住口的米哈列维奇接着说，“都是博学多识的懒汉。你们知道德国人在哪一方面不行，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什么事情办得不好，——于是你们这些可怜的知识就帮了你们的忙，为你们可耻的懒惰和可鄙的无所作为进行辩解。有人甚至以此为荣，说，瞧，我是个聪明人——所以我躺着，那些傻瓜却在忙忙碌碌。是啊！实际上我们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些老爷——不过，我这说的不是你，——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无聊的麻木状态中度过的，对无聊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怡然自得，就像……西（细）菌待在酸奶油里，”米哈列维奇才思敏捷地说，自己为自己的这一比喻笑了。“噢，这无聊的麻木状态就是俄罗斯人毁灭的原因！一辈子都只是打算去工作，让人讨厌的懒汉……”
“你干吗骂人呢？”拉夫烈茨基也声嘶力竭地叫喊，“工作……做事……你最好说说，该做什么，而不要骂人，波尔塔瓦的德莫斯芬①！”——
①德莫斯芬（公元前三八四-公元前三二二），古希腊（雅典）著名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波尔塔瓦是乌克兰的一个城市，当时小俄罗斯的大学区。在这里，“波尔塔瓦的德莫斯芬”，意思是：“小俄罗斯的演说家”。
“瞧，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我可不告诉你，老兄，这一点每个人应该自己知道，”德莫斯芬含着讽刺的意味反驳说，“一个地主，一个贵族——可连该做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信仰，不然你就知道了；没有信仰——也就得不到启示。”
“至少得让人休息一下，见鬼；让人熟悉一下环境吧，”拉夫烈茨基说。
“一分钟也不让你休息，一秒钟也不行！”米哈列维奇一只手作了个命令的手势，反驳说，“一秒钟也不行！死亡不会等待，生活也不应该等待。”
“可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人们忽然想要变成懒汉的？”凌晨四点钟的时候他又大声喊，不过声音已经有点儿嘶哑了，“在我们这儿！现在！在俄罗斯！正当每个单独的个人在上帝面前，在人民面前，在自己面前，都有义务，都负有伟大责任的时候！我们在睡觉，可时光在流逝；我们却在睡觉……”
“请允许我提醒你，”拉夫烈茨基说，“现在我们根本就没睡觉，倒不如说，是我们不让别人睡觉。我们像公鸡一样，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你听听看，好像已经鸡叫三遍了。”
这句离题的俏皮话把米哈列维奇逗笑了，也使他安静了下来。“明天再说吧，”他微笑着说，把烟斗塞进了烟袋里。
“明天再说，”拉夫烈茨基重复说。然而两个朋友又谈了一个多钟头……不过他们的声音没再提高，他们的谈话声音很轻，他们的话是忧郁的，友好的。
米哈列维奇第二天就走了，拉夫烈茨基怎么也留不住他。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没能说服他留下来；不过和他谈了个痛快。原来米哈列维奇已经身无分文。拉夫烈茨基在头天晚上就已经同情地发现了他身上多年来生活贫困的迹象和习惯：他的靴子已经穿歪了，常礼服后面缺一个纽扣，他的手从来与手套无缘，头发上沾着绒毛；他来到以后也没要求洗洗脸，吃饭的时候像鲨鱼那样贪婪，用手撕肉，用他那坚硬的黑牙齿把骨头咬得喀喀地响。原来他的工作也不如意，现在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税务承包人身上，那家伙所以会雇用他，唯一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事务所里有一个“有学问的人”。尽管如此，米哈列维奇并不灰心丧气，自管过着他那犬儒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诗人的生活，真心诚意地关心人类的命运，为人类的命运担忧，为自己的使命操心，难过，——却很少担心，可别让自己饿死。米哈列维奇没有结婚，可是对女人却不知爱上过多少次，而且为他爱上的所有女人都写过诗：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过一个神秘的、有黑色鬈发的“小姐”……不错，有流言说，似乎这位小姐其实是个普通的犹太姑娘，许多骑兵军官对她都很熟悉……不过，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这难道不是一样吗？
米哈列维奇与列姆谈不来：他那吵吵嚷嚷的谈话，激烈的举止，由于不习惯，都让这个德国人觉得害怕……一个不幸的人从老远立刻就能感觉到对方也是个不幸的人，但是快到老年时，却难得会与另一个不幸的人成为朋友，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他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可谈——就连希望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临走前，米哈列维奇又和拉夫烈茨基谈了很久，预言，如果他头脑不清醒过来，就会毁灭，恳求他认真关心自己农民的日常生活，并以自己作为他的榜样，说是他受过灾难的锻炼，灵魂已经净化，——这时他不止一次自称为幸福的人，把自己比作空中的小鸟，山谷里的一朵百合花……
“无论如何，也是一朵黑百合花，”拉夫烈茨基说。
“唉，老兄，别用这种贵族腔调说话，”米哈列维奇宽厚地说，“你最好还是感谢上帝，因为你的血管里流着正直的平民的血液①。不过我看得出，现在你需要一个纯洁和非凡的人，好把你从你的消沉状态中拯救出来……”——
①指他的母亲是农奴出身。
“谢谢，老兄，”拉夫烈茨基低声说，“对我来说，这些非凡的人已经够了。”
“住口，犬肉（儒）主义者！”米哈列维奇提高声音说。
“‘犬儒主义者’，”拉夫烈茨基纠正说。
“正是犬肉主义者，”米哈列维奇并没发窘，又说了一遍。
甚至当把他那个轻得出奇的、扁平的黄皮箱拿上了四轮马车，他已经坐在车上的时候，他还在说着；他身上裹着一件西班牙式的斗篷，斗篷的领子已经褪成了红褐色，代替扣子的是一些狮爪形的小钩子，——这时他还在发挥自己关于俄罗斯命运的那些观点，还在空中挥动着一只黝黑的手，仿佛是在播撒未来幸福生活的种子。马终于动起来了……“记住我的最后三句话，”他从四轮马车里探出身来，让身体保持平衡，站着大声喊，“宗教，进步，人性！……再见！”他那制帽拉到眼睛上的头看不见了。只剩了拉夫烈茨基独自一人站在台阶上，——他凝望着道路远方，直到四轮马车从视线中消失。“可是，要知道，他大概说对了，”他回屋里去的时候，心想，“大概，我就是个懒汉。”米哈列维奇说的许多话不可抗拒地深入到他的心中，虽说他跟他争论过，不同意他的看法。一个人只要是善良的，——那就谁也不能反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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