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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居然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个小姑娘慕名寄来的。陶渊明说：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很是我生活的写照。所以心下不免有些欣喜。谁知，第二日小姑娘就向我索复信一通。我顾左右而言他。小姑娘怒了，不再理我。
我有好些年不写信了。读大学时，信倒是比现在给单位写的日报还多。和我通信最多的有两位，一位是梅，一位是陈。梅是书简往还，陈是手机短讯。
陈颇喜周作人，因为喜欢周作人，顺带着喜欢废名。他始终把废名叫冯文炳。大概因为喜欢一个人，就不想同别人分享他的称呼，所以才拣别人不常叫的叫。渐渐地，我也染上了这陋习，一次在日志里大侃梁启超，满篇都是“任公如何如何”，就有人板着脸讥讽我：“请问，你跟梁启超很熟吗？”
陈是个不大靠谱的人。我是个喜欢背后议论人的小人。我在别的朋友面前，总说陈大不靠谱，乃至写文章谈到陈，就把“大不”两字调个位置，说他“不大”靠谱，也算是给昔日的朋友留面子了。陈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但当面我们谁都不提，这也算他给我留面子吧。
我曾在郑州郊区寄居过一段时间，后来把那段时光写成了瓦尔登湖般的生活。其实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陈也在。但我是偷懒的人，为了行文方便，常常把现实处理一下，陈就被我处理掉了。那篇文章他定当读过吧，但他也从未当我面谈及过。即便谈了，我也不怕。背后黑人的事儿我做过太多，这点胆量还是有的。一个人没有了肚量，再没有点胆量，还怎么混下去呢。
陈追女人总失败，在外工作也失败。后来回到老家，居然找到个漂亮姑娘，迅速结婚了。那姑娘还不是花瓶，做事麻利，说话稳妥，这实在是妙不可解的事情。陈结婚时给我发了短信，我在北京，没回去。一年后他有孩子，请我取名，我依据《庄子·逍遥游》给他儿子取了陈徙南的名，自以为品格奇高。他却说像黑社会，央我再取。我便随手翻《周易》，谁知翻出一个品格更高的名字来——陈拯马。《周易·涣卦》：用拯马壮，吉。他到底还是没采纳，恐怕是担心儿子将来变成兽医。
我是个孤僻的人。但只要陈往前边一站，我就变正常了。因为他更孤僻。我以为他的孤僻来自于他读知堂，也就是周作人。他还读《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在这个时代想要做个魏晋风骨的人，实在荒唐可笑。
相比之下，我和梅的通信就正派得多。我常对梅说，陈就是个“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人，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陈跟梅电话里讲，李敖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鸡鸡。我不知道李敖有没有讲过这话，反正陈就对这种掌故感兴趣。我那时候写诗，写过那么多好诗，陈都不感兴趣。唯独欣赏打油的一联——“党群鱼水表三代，时势波澜造五毛。”陈不应该回家卖建材，应该跟我换换，来党政媒体工作，做人民的喉舌。
梅就和陈不一样。他是个实实在在用心用力的人。我和梅书简往还，我聊的多是对《论语》、诗词的理解，梅聊的多是日常琐事。今天晚上，我独自在家读周作人《雨天的书》，里面有一篇《怀废名》，写道：
“废名南归后曾寄示所写小文一二篇，均颇有佳处，可惜一时找不出来，也有很长的信讲到所谓道，我觉得不能赞一辞，所以回信中只说些别的事情，关于道字了不提及，废名见了大为失望，于致平伯信中微露其意，但即是平伯亦未敢率尔与之论道也。”
我便觉得自己有些废名的意思了。
梅大学那几年眼睛不好，三天两头去医院。今天，我的眼睛倒不好了，颇能体会他当时苦楚。
我之所以对郑州有感情，不单因为在那里度过了很苦楚的一段时光，还因为梅在那里。
我曾在给梅的书简里说，将来我出了第一本书，要请你给我写序。到我出第一本书时，他干网络优化工程师太久，加上对书的领域不熟悉，竟写不出了。我出第二本书时，原本可以请他写序，我却自己操了刀斧。现在第三本书行将付梓，编辑却说有序显得端着，不好卖，索性不要序了。也许等到我们六十岁的时候，都健在的话，可以互相给对方撰寿联。
我和梅、陈当年的书信往来，也是因为三人都没女朋友，能隔着南北凭几张纸扯一扯。大概就像姜白石的词：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我们都不是有大才干的人，做的这些，无非是几个小文青的自娱自乐。
今天，他们不扯这些了，我就把这些写在网上。过去的时日了不可得。
我们不怀念那年代，因为我们现在都比那时候生活得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