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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关嘉禄口述</h2>
<b>时 间：2002年10月27日</b>
<b>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某居民区定宜庄家</b>
<b>访谈者：定宜庄</b>
<b>[访谈者按]</b><i>关嘉禄先生是满学专家，退休前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自1968年从中央民族大学的满语专业毕业分配到沈阳，一去就是30余年。关先生也是我的同行与学长，我与他相熟已有20年。就我来说，在自己的同行中专门挑选关先生来做口述，首先当然因为他是北京人，而且是北京旗人。其次，则因为我对他在京剧方面的擅长与痴迷印象颇深，而且早就想一探究竟。因为京剧在老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早已超出了“业余生活”这一范围。</i>
<i>虽说我与关先生多年的交往主要基于共同的学术领域“满学”，但这篇口述却基本上与“满学”无关，除了京剧之外，他谈话中涉及的老北京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十分生动而且情趣盎然。</i>
<i>本书此次出版，距我对他的上次访谈，已经过了整整13年，在他的建议下，我将他与夫人杨曼丽女士因京剧而“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往事也补入书中，其他内容则基本未做改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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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嘉禄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满文文献(定宜庄摄于2002年)</i>
<h3>1.解放前的家庭与生活</h3>
定：你们祖上的事您知道得有多远？咱们讲您从老人嘴里听到的，不讲从书里看到的，好吗？
关嘉禄(以下简称关)：我是1943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人。父亲生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去世是1979年10月16日，活了90岁。我父亲生前也没少跟我谈关于咱们满族、关于旗人的一些生活，特别是他的经历。据我所知，我父亲就他一个，没听说他有兄弟姐妹。他的满语名字叫希朗阿，这满语什么意思呢？sirambi不是继续的意思么，sirangga变成形容词了，就是后继有人、香火不断的意思，这是我父亲亲口跟我说的，而且我父亲说咱们属于正黄旗，北京的旗人。他的汉文名字叫关鹤鸣，很雅的。
我父亲应该说是贫苦的旗人出身，我父亲跟我说就是从小父母双亡，流落街头。我爷爷去世很早，我奶奶也相继去世，这应该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我爷爷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父亲也没跟我说过，奶奶的情况我也一无所知。我父亲后来就在他叔叔家，在他那儿生活。我父亲的叔叔叫关松廉，我应该也叫爷爷了，我们都叫他“祖儿”。他在北河沿椅子胡同有一所宅院，现在都拆了，原来那地方都有河，我小时候到他们家去的时候，河两边还有跑马的呢。祖儿在消防队做事，脾气特暴，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父亲的婶儿对我父亲不好，虽然是叔叔辈儿的，老觉得是外头的，老是虐待他，所以我父亲流落街头，卖糖果、卖烟卷儿为生。后来又到河北沧州给一家地方做一些杂工，在沧州这一段他曾跟着地主一块儿到过东北，做生意，那时候已经有火车了，坐在货车上，还没有棚子，冬天从沈阳到北京给冻得什么似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做了几年还不行，又回到北京。
后来我父亲经过人介绍，到北京市消防队，当消防队队员。注111那时候清朝还没有灭亡呢，消防队员训练非常严格，梳着大辫子，天天在前门城楼子上，垛口那儿，拿大顶，叫耗顶，那稍微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那功夫相当深了。在消防队的时候，光绪驾崩，接着慈禧驾崩，我父亲都送过葬。注112也从消防队调人哪，他就沿途扈从吧。光绪的墓不是在西陵么，慈禧的墓在东陵，他都去过，沿途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车马是络绎不绝啊。沿途村庄的老百姓给他们准备的有的是木桶，有的是旧的铁桶，大桶，喝那水，水上面都有一层麸子，渴呀，马也喝那水，人也喝那水。清朝杀燕子李三的时候，在菜市口刑场，我父亲也是亲眼看过的，犯人哪，后头这是招子，坐在排子车上，要酒，要肉，沿途的店铺也是犯人要什么给什么。这都是清末民初的事了。
在消防队干了一阵，清朝灭亡之后，我父亲就在阜成门外的营房住。在哪儿呢，阜成门外马尾沟，后来市委党校利玛窦墓的南边一点，那地儿叫营房，现在你去还有叫营房的呢。营房附近有一个厅点，相当于现在的小卖部，卖个烟哪，酒啊，取灯啊，油盐酱醋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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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40年前后的全家福(左起：三姐关淑芬、大嫂关桂兰、母亲章润洁、四哥关嘉祥、父亲关鹤鸣、大哥关嘉培、二哥关嘉勉。时关嘉禄尚未出生)(关嘉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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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家里很穷，我父亲娶了一个女人，寿命不长，就去世了，后来经过我叔爷介绍，又娶了现在我这母亲。
定：他原来那个也是旗人么？没有留下孩子？
关：也是旗人，没有留下孩子，结婚以后很短时间就去世了。我母亲叫章润洁，我母亲的娘家应该说是汉军旗人，她哥哥叫章润琪。后来我母亲跟我说过，他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富人家庭，封建专制对我母亲和她哥哥也很不公平，后来他们就跑出来了，经过人介绍跟我父亲结合了。住到营房的这一段，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有我大哥二哥。那时候家里比较贫困了，点着个小油灯什么的。据我父亲说我哥哥脚底下穿那鞋，破了之后都是我母亲给缝上，缝上之后再拿墨给染上颜色，要不寒碜哪。
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中间夭折了好几个，有的是掉了，她就说是掉了。有的是生下来之后得病死的，当时医疗条件差呀，一得病就死了，一得病就死了。后来长成人的是哥儿四个，关嘉培，大哥；关嘉勉，二哥；关嘉祥，四哥。关嘉祥一般我们都叫他四哥，因为在二哥和四哥之间有个三哥，叫小全，死了。然后就是我，关嘉禄。
定：都是您母亲一个人生的？
关：对，我母亲一个人。母亲生我时是48岁，我是我们家老疙瘩。我大哥今年7月17号去世的，84岁，我今年是59岁，他比我大25岁。二哥是1921年生人，也比我大22岁，四哥是1933年生人，比我大10岁。我后边就没有再生了。
后来我父亲托人找工作呀，就在大陆银行，注113当一个工友，守卫也好，勤杂也好。我父亲有工作能力，身体也棒，因为在消防队的时候，他练过功啊，大陆银行的经理也器重他，从工友又到警卫。大陆银行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就是天安门这边这个白楼，带钟表的那个。我们家就也搬得离大陆银行很近，就搬到前府胡同，原来老北京有个前府胡同，在西皮市儿附近，天安门往南，马路的西边，叫西皮市儿，马路的东边就是邮电大楼了。当时天安门有个叫花券儿，什么叫花券儿呢？两个墙，两个墙里边叫花券儿。前府胡同就靠近正阳门这边箭楼了，当时那儿都有门，狮子门、关帝庙什么的，我们家在哪儿呢，就在从天安门往南这段红墙，红墙以西的西南角，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附近。我就出生在前府胡同56号。
定：您父亲和大哥都读过书么？
关：我父亲没有读过书，但是父亲非常好学，他爱看书，平常就让别人教他字，现在我保留一个他的工作证，他的签名，关是繁体字的关，工工整整啊，写得太漂亮了。我大哥和二哥都上过小学，当时我大哥也十几岁了，就托人给我大哥介绍到上海银行，在西交民巷靠近东口那个地儿，当一名普通的勤杂，就是小工人，见习生似的。后来我大哥逐渐地由于干得好，就提升为职员了，我大哥那算盘哪，打得相当溜啊。我二哥跟我大哥相差几岁，后来让他上哪儿了呢，日本不是占领北京了么，在日本的华北株式会社当个勤杂工，后来当个书记员，就是抄抄写写。这时候家境就比较好了。
我大哥生前跟我讲过，当时我父亲在大陆银行，我大哥在上海银行。1937年，他们亲眼看到国民党宋哲元的军队开着车，从北京城里头到南苑，当天晚上沿途经过前门大街到那边去，各个铺子送缎子的，送酒的，大碗大碗酒喝，祝他们能够一战告捷吧。结果没想到半夜从楼子上往下看，南苑那边一片大火啊，最后半夜兵败，第二天日本就进城了。
我父亲在消防队认识了一个消防队里的朋友，也姓关，这朋友就是我大嫂、二嫂的父亲，然后我们就算世家了，消防队不都是旗人，可是那亲家是旗人。当时大栅栏里有个同乐电影院，着火，我们这亲家救火，把脑袋给摔坏了，就得病了，这亲家还送给我父亲一把宝剑，一直保留着。这两个姑娘一个叫关桂兰，一个叫关桂卿，就和我父亲的两个儿子，就是我大哥、我二哥，老人做主，他们就结合了。日本时期，日本兵喝醉了酒到前府胡同滋事，敲我们家门，敲了半天，当时我大嫂、二嫂都比较年轻，他们找花姑娘的干活，当时我们家有一个这么粗的枣木的顶门的那个，把门插上之后整个就是顶上，说什么也不开，最后没开。那时候我父亲亲眼看见日本人拿刺刀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我四哥去世得早，1989年11月18日，他年轻时候得肺病，后来是心肺衰竭，去世才56岁。二哥是1991年，70岁，得的骨癌去世。大哥是今年，2002年。现在就剩我一个了。大哥生的是五男二女，二哥生的是三男三女，四哥是二女一男，到我这儿是一儿一女。我母亲是1895年生人，1971年10月6日去世，76岁，她去世那年我父亲是82岁，他们差6岁。
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幅照片，是1939年我大哥结婚时候照的，我大哥大嫂，我妈，我父亲，还有我四哥，还有我二哥，还一个叔叔辈他们的后代，小六儿他们。我父亲穿的上衣像马褂似的，我母亲一身跟旗袍似的，都经过改进，我大哥也穿的马褂。那照片特别好。
<h3>2.对京剧如醉如痴</h3>
关：我父亲因为长年生活在北京，从小就特别地爱听戏，这是咱们旗人的一个传统，不但爱听戏，自己还买个胡琴，拉一拉胡琴。在他的感染下，我们全家，从我大哥、二哥、四哥到我，我们全都爱好戏。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父亲穿着戏装，扮刘备，右边是我二哥扮周瑜，左边是我大哥扮赵云。闲暇时间我哥哥他们都爱票戏。解放前家境比较好的那一段，他们经常上前门外头广和楼、中和戏院，在那个地方看戏。就我小时候有记忆的，带着我去听戏的就好几次。从流派来看，老生里边，我们家人比较喜欢余派和马派，当然我父亲他们开始都喜欢谭派，最早就是听谭先生的。实际上马派和余派都是从谭派演变来的，而且我父亲最爱看的是杨小楼的戏。
定：他看过？
关：看过呀，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都看过呀。
定：那时候他那么穷，他还有钱看戏？
关：那时候票价也不是很贵呀，自己攒钱到戏园子看戏呀。那时候北京哪儿有电视，收音机啊，就是话匣子。然后家里买了留声机，买了不少唱片，京剧老唱片啊，像马连良的，谭富英、谭鑫培、余叔岩的，都有。这么一大厚撂，这些唱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家境比较困难，全卖了。像北京过去谭鑫培老先生、余叔岩这些个，都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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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40年前后父子合演《黄鹤楼》剧照(左起：关嘉禄大哥饰赵云、父亲饰刘备、二哥饰周瑜)(关嘉禄提供)</i>
定：您父亲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也拉一伙人上你们家唱戏？
关：没有。我父亲唱老生的。开始是自学，后来有师傅给指点指点。我父亲认识一些熟人哪，特别是梨园界的，就请教吧，像我们家开始都是自学自拉，后来到一定的水平之后，觉得还得提高。我父亲去世前90岁的时候，虽然气力不佳了，一听拉胡琴还是特兴奋。他主要唱《二进宫》《搜孤救孤》《辕门斩子》《四郎探母》，比较熟的戏基本上都能唱。我父亲的叔伯兄弟，就是我父亲的叔叔那支儿，叫关荣濮，在北京市邮电局工作，也拉得一手好胡琴。就是说咱们满族啊，怎么就不谋而合，都是对京剧如醉如痴，而且都比较钻研，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挺有意思。你像我四哥，从小也特别爱戏，我父亲每年春节到厂甸什么的，为满足我四哥的要求，就给他买戏服，买黄天霸的衣裳，刀。我四哥从小在家里就拿着刀跑圆场什么的。我四哥嗓子也好，胡琴拉得也好。我父亲胡琴虽然会拉，但是拉得不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