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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h3>
现如今我知道没有人会有一丁点的愿望想要揍塞缪尔·麦勒迪斯了；也许是因为一个五十出头的人不太经受得住一只敌意的拳头的暴打，可在我看来，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因为他身上需要挨揍的品质都已消失。不过在他生命中也肯定有过那样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脸上有着这种需要挨揍的品质，就好像女孩子的唇上隐藏着需要被人亲吻的品质一般明确。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遇见过像他那样的人，被人家随便地介绍认识了，甚至可能和他交上了朋友，可还是会觉得他那样的人总能激起你强烈的反感——有些人的反感表现为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另一些人则会低声地嘀咕到“请他吃拳头”或“把他眼睛打瞎掉”。在塞缪尔·麦勒迪斯的各种品质中，这种品质最为突出，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是什么样的品质呢？当然不是长相，因为他自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英俊的人：宽广的浓眉，坦诚又友好的灰色眼睛。然而我听说过他曾对着一房间的记者讲述他的“成功”故事，他羞于告诉他们真相，他们也不会相信他说的，那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有四个，再说也不会有读者会对一个因挨揍而出名的家伙感兴趣。
故事是以他14岁时就读于菲利普斯·安杜佛学院开始的。他的童年是在欧洲各大都市里度过的，靠的是鱼子酱和旅馆侍者的跑腿过活，纯粹是出于幸运，他的母亲得了神经衰弱，不得不将他的教育托付给更少温和更少偏爱的人之手。
在安杜佛他有个室友叫杰里·胡德。杰里13岁，个子长得矮小，简直可以说是学校里养的宠儿。九月份开学时，麦勒迪斯先生的贴身男仆将他的衣物放入柜子里，在离开前问他，“还要做什么吗，塞缪尔主人？”杰里马上抱怨起学校老师把他放错了地方。他感觉就像一只愤怒的青蛙，因为在属于它的玻璃缸里被放进了一条金鱼。
“老天爷啊！”他对着同龄的好友埋怨道，“他是个该死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他说，‘这里的人都是绅士吗？’我说，‘不是，都是孩子，’他说年龄不是问题，我说，‘谁说那是问题啦？’看他还敢对我放肆，该死的小白脸！”
杰里默默地忍受了三个礼拜，忍受了小塞缪尔对他朋友的穿着和习惯的诋毁，忍受了在他们的谈话中不时会冒出来的法语短句，忍受了一个娘娘腔的花样百出的刁钻刻薄，那就是一个神经质的母亲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如果他们整天呆在一起的话——终于有一天，玻璃缸里掀起了风暴。
那天塞缪尔不在。同学们聚在一起听着杰里愤怒地控诉他的室友新近犯下的罪恶。
“他说，‘哦，我不喜欢晚上开着窗户，’他说，‘如果只开一点点那还行，’”杰里抱怨道。
“别被他欺负。”
“欺负？你看他敢吗。我故意把窗户开得大大的，可早上轮到他值日，那个该死的傻瓜却不把它关上。”
“逼他关，杰里，你为什么不逼他？”
“我会的。”杰里同意地猛点头。“不用担心，他还以为我是他家的老管家呢。”
“让我们瞧瞧你的厉害。”
就在此时那个该死的傻瓜一个人走了进来，给了大伙一个令人愤怒的微笑。两个孩子说道，“麦勒迪斯来了”；另外几个孩子冷眼打量着他，继续跟杰里说话。可是塞缪尔看来有些不满。
“请不要坐在我的床上好吗？”他礼貌地对杰里的两个密友说道，这两个人正舒舒服服地靠在他的床上。
“嗯？”
“这是我的床。你们听不懂英语吗？”
这下子真是雪上加霜。他曾经对床铺的卫生条件表示过不满，甚至说那明显是野兽般的生活。
“你的床怎么了？”杰里恶狠狠地问道。
“我的床没事，不过……”
杰里站起来朝他走过去，塞缪尔语塞了。杰里走到他跟前停了下来，凶狠地注视着他。
“你和你的床一样该死，”他说道。“你和你那该死的……”
“揍他，杰里，”有个人嘀咕道。
“让这个该死的傻瓜瞧瞧……”
塞缪尔冷静地回视了他一眼。
“得了，”他终于说道，“那是我的床……”
他话才说到一半杰里就拉开架势对着他的鼻梁狠狠地打了一拳。
“好样的！杰里！”
“给点颜色让这个自以为是的恶棍瞧瞧！”
“看他敢碰你吗……他还以为你好欺负呢！”
这群人围住了他们俩，塞缪尔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成为众矢之的的无法抑制的恐惧。他无助地望着一张张充满敌意的怒目而视的脸。他要比他的室友整整高出一个头，所以如果他还手他们就会叫他恶棍，而且会立刻激发起一场混战；然而如果不还手，他又会被叫做胆小鬼。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杰里那灼热的目光，接着突然发出一声沉闷的嘟哝，推开人群逃出了这个房间。
接下来的一个月成为他生命里最为悲惨的30天。只要他醒着就会遭遇到同学们对他痛斥的毒舌；他那矫揉造作的一言一行都难以忍受地成为人家戏谑的对象，当然还要加上青春期的敏感，更是令他寝食难安。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弃儿；在学校里的不受欢迎将伴随他的整个一生。圣诞节他回到家中，精神是如此的沮丧，以至于他的父亲带他去看了一位心理专家。他故意在很晚的时间回到安杜佛，这样至少从车站到学校这段路他可以坐在巴士上享受到一个人的清静。
当然他一旦学会了保持沉默，所有的人也就立刻忘记了他的一切。第二年秋天，他认识到为了防备他人的攻击就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就好好地利用了一下由于缺乏童年的记忆而给他带来的这个崭新的开始。在第二学年的一开始他就成为班级里的宠儿——在他看来没有人比他那个最初也是永恒的同伴杰里·胡德来得更为强大。
<h3>二</h3>
塞缪尔成为那种九十年代初期典型的学生，他们会驾着各式马车穿梭在普林斯顿、耶鲁和纽约市来展现他们对橄榄球运动的社交重要性的认识。他狂热地相信人应该有良好的形象——他精心挑选的手套，系领带的花样和他策马扬鞭的威武架势成为易受影响的新生们的仿效对象。在自己的圈子以外，他被人家视为势利小人，但毕竟他的圈子也算是个圈子，所以他从不担心。秋天他玩橄榄球，冬天他喝冰威士忌，春天他荡舟湖上。塞缪尔蔑视那种仅仅是个运动员而不是绅士的人，也蔑视仅仅是绅士而不是运动员的人。
他住在纽约，在周末经常会带个把朋友到家里来。当时还是有轨马车的时代，在乘客拥挤的时候，像塞缪尔这个圈子里的人当然会义不容辞地站起来将自己的座位让给站着的女士，同时还会朝她们深深地鞠一躬。在塞缪尔大学三年级时的某天晚上，他与两个好友同乘了一辆街车出行。车上正好还有三个空位。塞缪尔坐下来的时候发现一个睡眼惺忪的工人坐在他旁边，身上有股很讨厌的大蒜头味道，头微微地靠在他身上，像疲惫的人通常会有的姿态那样，此人舒展着身子占据了很大一块空间。
马车驶过几个街区后停了下来，上来了四位年轻姑娘，于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三个人当然立即起身让座，同时也不会忘记了形式上的社交礼仪。不幸的是，那个工人可不熟悉上流社会的这一套礼仪做法，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坐在那里，于是剩下一个姑娘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十四只眼睛责备地注视着这个野蛮人；七张嘴唇微微地翘起来；可是这个遭人蔑视的对象还是迟钝地看着前方，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如此卑劣。对此塞缪尔的反应最为强烈。一个男性如此的行为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他大声说起来。
“有一个女士站着呢，”他严厉地说。
这句话的分量应该是足够了，可是这个遭人蔑视的对象只是茫然地抬起了头。站着的姑娘笑了起来，并和她的同伴们交换了一个紧张的眼神。可是塞缪尔被激怒了。
“有一个女士站着呢，”他再次说道，话音已相当刺耳。那个男子似乎明白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