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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戏剧经历是一场灾难。别以为我在夸张，它是一场悲剧而致命的灾难。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只有负面效应：让我觉得沮丧、失望、痛苦。戴绿帽子的痛苦，真正的痛苦。
然而，我不过是个幕后人员，并没有登台，没有感受到灯光、观众、掌声、报道。在我头脑发热的日子里，这些我都梦想过，梦想的比这多得多。我的名字印在海报上，贴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剧院的墙壁上，显示在里约与圣保罗剧院的霓虹灯上。我的名字与安娜·梅尔塞德斯的名字印在一起。她是成功的一号女演员，独一无二的女王，能够打败所有女明星。剧院场场爆满，观众如痴如醉，专家点评踊跃，报酬很高，当场支付：一位新作者成功生涯的开端。
现实却是另一番模样：没有钱，没有评论，没有打印出来闪闪发光的名字。据说我的名字上了警察的嫌疑人名单。最后的一点钱也花光了。我失去了自己仅有的财富。
毫无疑问，我学了点东西，对于这场冒险的同伴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甚至连尤达希奥·塔维拉也不是我的敌人。对于我俩的关系，我承认，我受不了他，希望能有机会出一口气：但我不着急，时间有的是。当务之急是不能跟犹大翻脸：国家图书协会委托他编一本《巴伊亚青年作家诗选》，他答应选我的诗，而且不止一首，但没说具体几首。如果我不向他问好，就要冒被剔除选集、留在文学边缘的风险。我把我最好的笑容留给他，热情四溢连续不断地赞美他的诗行。为了能在文学的太阳下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忍辱负重。
剧目的作者一共有四个人。我的其他三个搭档都是知名学者，都是天才，或者比天才更强。尤达希奥·塔维拉肋骨突出、衬衫华丽，是四个人中最有名的，里约、圣保罗，甚至里斯本都出版了他的诗，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戏剧创作。另外两个都是法学院的学生。作曲家托尼尼奥·林斯正在上三年级，一支桑巴舞曲已经录制完毕，还有几首未曾发表的曲子，等待着在某个庆典上接受认可。伊斯塔希奥·玛雅是一个固执的大一新生，展现出多方面的美德：酷爱烧酒、智慧拔群，还有一位当将军的叔叔。在私密的小圈子里，他喝醉了，借着酒劲，就会不顾亲戚情分，辱骂他这位叔叔。
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文人，才能不可限量，常常受挫，行为多变又难以预料，生活就像是在演戏：时而是无情的恐怖分子，时而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请求原谅他的过失，下等的戏子，庸俗的演员。只要他一走近，安娜·梅尔塞德斯就能看出他戴的是哪张面具：“今天他是一名战士。”而前一天他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廉价版本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真是个怪人。
首先，我们要进入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剧院的演出名单。这项任务交给伊斯塔希奥·玛雅去办，这时候他就是他叔叔的侄子。然后我们开始了对于剧目无休止的讨论，伴随着叫喊、谩骂、人身威胁以及大量烧酒。
分歧主要在于演出的内容与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人物形象。伊斯塔希奥·玛雅自诩为北美黑人势力坚定不移的巴西信徒，将佩德罗·阿尔杉茹变成了美国黑豹党成员，让他在舞台上朗诵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演讲词与口号，为种族隔离政策与不可救药的仇恨辩护，就像一个持相反观点的尼禄·阿尔格鲁教授。黑人一边，白人一边，用道德斗争的方法，禁止任何的融合共处。我一直没能知道这位激进的黑人国民领袖把混血儿放在什么位置。
我不记得是否说过玛雅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小伙子，黑女人与混血姑娘他都不喜欢。在这一点上，我尤其要感谢他：在参与这场演出的导演、演员、灯光师、脚本作者、服装师等人中，除了八个已经证实的同性恋，还有十九个男人，其中只有他没给安娜·梅尔塞德斯献殷勤。
尤达希奥没有接受他的观点，托尼尼奥·林斯也不同意。后者表情严肃，在学生圈子里享有盛誉，希望着重表现佩德罗·阿尔杉茹作为罢工者的一面，反抗老板、托拉斯与警察；将阶级斗争作为剧作的重点。“种族问题，同志们，正来源于阶级问题。”——他向我们解释，引用了许多作家，语气平淡，并不兴奋。“在巴西，同志们，黑人与混血儿正是作为无产阶级被歧视的：贫穷的白人就是肮脏的黑人，富裕的混血儿就是纯种的白人。”“阶级斗争与民俗文化”是他给出的答案，以便写出一部通俗性与斗争性并存的戏剧。他创作了许多民俗主题的曲子，而他为这部戏剧所做的一切最后只留下了佩德罗·阿尔杉茹下葬的曲调。后来，他用这支曲子参加了在里约举办的大学生艺术节，获得了二等奖。在观众眼里，他应该得一等奖。
说到尤达希奥，我得承认他的观点似乎最接近真实的阿尔杉茹，倘若当真存在唯一的“阿尔杉茹式”（为了使用个时髦的单词）真实，因为在百周年庆祝仪式上出现了太多阿尔杉茹。我们甚至能在墙上看到他为可口可椰做广告：“在我生活的时代，巴伊亚唯独缺少可口可椰。”
尤达希奥·塔维拉赞同托尼尼奥的观点，认为阶级问题高于种族问题；他也认同伊斯塔希奥·玛雅的论断，认为巴西存在大量的种族与肤色偏见。他提出一个脱离了宗派观念的阿尔杉茹。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民众的力量，为巴西问题的解决方式辩护，捍卫种族融合、异族通婚，捍卫混血儿、混血姑娘，而一切的重中之重，尤其要捍卫安娜·梅尔塞德斯，在剧院的歌声里，他向她重复着提议，一个卑鄙小人。
我们在酒吧、夜总会里讨论问题，常常在“天使之尿”待到凌晨。在我的帮助下，尤达希奥从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作品里挑选句子，作为对话的基础。伊斯塔希奥不同意这些话：“这家伙是个反动分子。”他在阿尔杉茹嘴里塞上恐怖的对白，威胁摧毁所有的白人与西方种族：“我们黑人将会消灭俄国人与美国人，将这些白人刽子手一个一个全部杀光。”争论双方太过于激动，托尼尼奥·林斯和我不得不从旁干预，害怕这场辩论以打架斗殴结束。尤达希奥生气地将金发的玛雅叫作“卡迈克尔身上的虱子”，就像个魔鬼。
他们相互谩骂，又重归于好，拥抱着诉说永恒的友情，然后又开始辩论、谩骂、喝酒。整整一个月，他们喝遍了全城的酒吧。
而我一直在努力调停，让他们在观点、对白、原则、立场、帮派纷争、意识形态、权力影响等方面协调一致。我只想要一部戏剧，让我的名字出现在海报上，我的名字和安娜·梅尔塞德斯的名字，印在一起，作者与缪斯，噢！伟大的首秀之夜！安娜·梅尔塞德斯将扮演罗萨·德·奥沙拉，没有异议，一致通过。在讨论过程中，舞台上阿尔杉茹的命运怎样我并不在乎：他可以是罢工领袖；可以是黑豹党种族主义者，拒绝种族融合，对白人发起圣战；也可以是创造文明的巴伊亚混血儿——哪个我都接受。我只想让剧目登上海报。
凭借着无尽的耐心，我总算拼凑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无政府主义脚本，将它送到了审查部门。不过，以这出剧的特邀导演阿尔瓦罗·奥兰多的天才观点来看，在戏剧舞台上脚本是次要的，可以说完全没用。既然如此，那些矛盾也就不重要了。伊斯塔希奥·玛雅得到了补贴承诺，并建议学校替学生购买首秀门票。在这些情况下，伊斯塔希奥·玛雅总会披上侄子的外衣。
我们决定不等审查结果下来就彩排。我们彩排的那个星期，学生运动风生水起。有人到法学院煽动，学生开始罢课，学校其他部门马上表示支持。第一次游行相安无事，第二次警察就动用了子弹与催泪瓦斯。学生受伤，平民被捕，圣本笃修道院遭到入侵，商铺被迫关门，暴力行动野蛮残酷，仿佛到了世界末日。
托尼尼奥·林斯在智利街被捕了。他拿着一张海报，用这张海报跟警察打架。他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星期，表现良好，真是条汉子！暴乱的几天，伊斯塔希奥·玛雅足不出户：游行、打架、监狱他都不感兴趣；他是个理论家。但是他的名字却上了报纸的煽动者名单。他完全消失了，没有任何消息。我们之后才知道他转学到了阿拉卡茹[1]。他现在还在塞尔吉皮，有些沮丧，又陷入了神秘主义。
剧目被禁了。而且听说他们将作者的名字交到警察局存档。我到了怎样的地步啊！为了不浪费在剧院定好的演出时间，尤达希奥以最短时间写了一部儿童剧，邀请安娜·梅尔塞德斯出演闪耀的蝴蝶。我坚决反对，还说了脏话。为了弥补她失去的机会，我带她去里约、圣保罗旅游。为了支付这迟到的蜜月，我花光了伟大的莱文森给我的最后几美元。
美元一块接着一块，都消失在了科巴卡巴纳海滩与奥古斯塔街的商店里，在饭店与总会里，在与文人墨客的交往里。友情果然价值连城。出版推荐贵得吓人：在文学专栏里随便提一下外省诗人的名字就要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吃一顿午饭或者到伊帕内玛的酒吧喝上一轮苏格兰威士忌。
我重新变得一无所有，这种牺牲一点也不值得。安娜·梅尔塞德斯穿上拉伊斯的时髦服装，变得疏远而又粗暴。某个星期天，我打开《晨报》的文学增刊，发现两首以她的名义发表的诗歌，而我事先并没有看过。诗行通顺畅达：我也算懂点诗歌，在第一节中就看出了尤达希奥·塔维拉的风格。我将手放在额头上，因为发烧与绿帽子，额头变得滚烫。
我感到非常痛苦，至今仍没有释怀。我会在晚上梦到她，咬着我的枕头，因为床上还完全保留着她迷迭香的味道。绿帽子的痛苦使我心如刀绞，但当我在街上与他们偶遇，看到他们甜蜜的样子，却并没有表现出来。尤达希奥跟我说起选集，让我赶紧准备诗歌，他马上就要交给图书协会了。那个婊子对我疏远而又冷漠。
那一天，甘蔗烧酒不能给我安慰：夜深之后，我依然清楚地感觉到耻辱。作为对安娜·梅尔塞德斯的告别，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对于某些痛苦，只有死亡与十四行诗能够解决。卡蒙斯[2]风格的十四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