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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一书中，“内城编”分量最重，此次编撰《北京口述历史》，依然未改初衷，内城部分的口述，也依然以旗人后裔为主，这与清代以来京城的历史紧密相关。
对于清代京师旗人的生活状态，我选择用“超稳定”一词来描述，并以此来与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南城居民的“流动”状态相对比。而京师旗人的这种特点，则与有清一代在京城维持数百年的八旗制度紧密相关。
城墙被拆之前的北京城呈“凸”字形，分成内、外两部分，内城在北，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外城在南，亦称南城，东西各宽于内城500米有余。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沿袭历代北方诸族的旧俗和统治需要，在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间(1648—1649年)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无论官民被尽数驱赶到外城居住。注2内城从此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的聚居区。京城独特的旗民分驻格局由此形成。
清朝统治者将北京视为他们的根本命脉所在，八旗额兵二三十万，隶于京师的就有十余万之众。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兵原则，将八旗精锐悉聚京师，平时镇守中央，承担着从四面拱卫皇城的重任，有事调集出征。“禁旅”，注3又称“京旗”，在八旗内享有高于外省驻防的重中之重的政治、军事地位。
京师八旗官兵均根据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体方位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清廷还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位于城东，为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位于城西，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汛地与堆拨之间设立栅栏，京城的九座城门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时启闭，清廷还将明朝时建立在城内的会馆、戏院悉数迁出，严禁在城内开设戏园赌场，使整个北京内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这样的居住格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尽管在清中叶以后，八旗禁旅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旗与旗之间的变动也逐渐增多，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京城实行大规模改建之前，仍然依稀可辨。
八旗将士是清廷的统治基础和工具，为使他们专心当兵效力疆场，清廷从入关伊始，就为八旗制定了旗饷制度，八旗甲兵的饷米，都需从江南一带通过漕运送至京城，每年漕米的额数约为四百多万石，均贮于京仓之内。京城共计十三个仓，其中内城七仓，即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兴平仓、富新仓和旧太仓；还有城外四仓以及通州的中、西两仓。八旗饷米均由京城仓内放领，当时人将其称为“铁杆庄稼”。按规定，京师旗兵中第一等的领催、前锋每名每月的饷银为4两，第二等(也是人数最多的)马甲为3两，第三等步甲为2两，也有1两者。饷米为每名岁米24斛。在清初，这样的收入与七品官不相上下，足以养活一家数口。“当兵食粮”从此成为旗人的唯一职业，这使八旗人丁成为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朝廷，受其豢养而丧失独立性的工具。既然当兵挑甲成为唯一职业，所以将训练、作战置于首位，清廷完全以对待士兵的要求来对待八旗披甲，由此产生了对他们的一系列束缚，诸如不能离城四十里居住、不得任意告假外出，乃至不得务农经商，等等。乾隆朝时就已有人指出，这是“数十万不士、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之徒”。注4
然而，清初兵饷虽称优厚，但毕竟兵有定数，饷有定额，不可能无限增加，而八旗人口却呈不断上升之势，清廷有限的财政无法负担日趋繁衍的八旗人口，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又腐化了旗人的本质，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得不到食饷份额的“闲散”(亦称“余丁”)，生活无着，贫困人口激增，导致清代出现特有的“八旗生计”问题，北京城内涌现大批生计无着的穷苦旗丁，到清末民国时期，他们的生活已濒临绝境。
“八旗生计”不是我们这部口述史的主题，不赘。这里要强调的是，有清一代三百年，旗人，包括宗室王公和普通八旗官兵，也包括八旗满洲、蒙古与汉军，一直占据着京师内城的最中心位置，是居住于京师内城的主要群体，也是京城中最稳定、最封闭的一个族群。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历经百年岁月的酝酿磨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京城文化，这在满族著名作家老舍未完成的作品《正红旗下》中，有着真实和生动的体现。即使在清朝覆亡、八旗解体之后，他们的语言、习俗、信仰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持续不断地对北京城市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既深远又厚重，绝非“提笼架鸟”可以一言蔽之。
本书的被访者，已经不再是这些八旗子弟本人，而是他们的后世子孙，他们经历了从民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的几个不同历史时期，很多人离开了祖先定居之地，但无论他们走过千里万里，前辈数代、十数代在京城的经历，仍然在他们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他们的祖先在京城几百年的生活中所磨炼出的独特的价值观、语言、举止，以及与人交往的方式，都与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城南那些汉族居民迥异。所谓的京味儿文化，主要就体现在这些八旗后人身上。这里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八旗制度造成了这个族群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日久遂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京味儿文化由此而产生，而这些旗人，正是京味儿文化的主要载体。这是我访谈时着力探询，也是在本书中不惜篇幅予以呈现的部分。
本书收入的口述仅仅八篇，被访者均为男性。将内城旗人后裔按照性别区分并各自成卷，是我编撰此书的一个尝试，这使原先只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类，呈现出了另一种样貌，独具特色的京味儿，在八旗的男性与女性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这两个侧面，几百年来同处于八旗制度中，既相辅相成，又不可分割。
这两部书以男女区分之后，也呈现出一些有趣的特点，简言之，对于旗人妇女，我的访谈更关注的，是她们的人生经历；而男人们的讲述，则在人生经历之上，更有关于“京味儿”文化的种种生动描述，吃喝玩乐、花鸟鱼虫、饮酒唱戏、斗鸡走狗、比拳掼跤、走会拜祭，无所不包，却又与宅门的生活趣味迥异，这是本套丛书中最具“京味儿”内容的一部。
总之，尽管近年来社会性别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受重视，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之下，以往被隐藏遮蔽的女人世界的面纱，也正在被一点点地揭开，人们这时才发现，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也是相当地复杂、丰富和多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男性生活的范围与女性相比，毕竟更为广阔和丰富。他们摆脱了八旗制度的束缚之后，可供他们选择的生活道路，也相对更多。这在本书选录的八篇口述中，有着具体鲜明的呈现。我希望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在八旗制度解体后，这个久居京城的超稳定人群的子孙们，是怎样带着共同的历史印记，踏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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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乾隆十五年(1750年)北京八旗方位图</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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