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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关嘉禄口述</h2>

<b>时 间:2002年10月27日</b>

<b>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某居民区定宜庄家</b>

<b>访谈者:定宜庄</b>

<b>[访谈者按]</b><i>关嘉禄先生是满学专家,退休前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自1968年从中央民族大学的满语专业毕业分配到沈阳,一去就是30余年。关先生也是我的同行与学长,我与他相熟已有20年。就我来说,在自己的同行中专门挑选关先生来做口述,首先当然因为他是北京人,而且是北京旗人。其次,则因为我对他在京剧方面的擅长与痴迷印象颇深,而且早就想一探究竟。因为京剧在老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早已超出了“业余生活”这一范围。</i>

<i>虽说我与关先生多年的交往主要基于共同的学术领域“满学”,但这篇口述却基本上与“满学”无关,除了京剧之外,他谈话中涉及的老北京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十分生动而且情趣盎然。</i>

<i>本书此次出版,距我对他的上次访谈,已经过了整整13年,在他的建议下,我将他与夫人杨曼丽女士因京剧而“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往事也补入书中,其他内容则基本未做改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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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嘉禄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满文文献(定宜庄摄于2002年)</i>

<h3>1.解放前的家庭与生活</h3>

定:你们祖上的事您知道得有多远?咱们讲您从老人嘴里听到的,不讲从书里看到的,好吗?

关嘉禄(以下简称关):我是1943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人。父亲生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去世是1979年10月16日,活了90岁。我父亲生前也没少跟我谈关于咱们满族、关于旗人的一些生活,特别是他的经历。据我所知,我父亲就他一个,没听说他有兄弟姐妹。他的满语名字叫希朗阿,这满语什么意思呢?sirambi不是继续的意思么,sirangga变成形容词了,就是后继有人、香火不断的意思,这是我父亲亲口跟我说的,而且我父亲说咱们属于正黄旗,北京的旗人。他的汉文名字叫关鹤鸣,很雅的。

我父亲应该说是贫苦的旗人出身,我父亲跟我说就是从小父母双亡,流落街头。我爷爷去世很早,我奶奶也相继去世,这应该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我爷爷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父亲也没跟我说过,奶奶的情况我也一无所知。我父亲后来就在他叔叔家,在他那儿生活。我父亲的叔叔叫关松廉,我应该也叫爷爷了,我们都叫他“祖儿”。他在北河沿椅子胡同有一所宅院,现在都拆了,原来那地方都有河,我小时候到他们家去的时候,河两边还有跑马的呢。祖儿在消防队做事,脾气特暴,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父亲的婶儿对我父亲不好,虽然是叔叔辈儿的,老觉得是外头的,老是虐待他,所以我父亲流落街头,卖糖果、卖烟卷儿为生。后来又到河北沧州给一家地方做一些杂工,在沧州这一段他曾跟着地主一块儿到过东北,做生意,那时候已经有火车了,坐在货车上,还没有棚子,冬天从沈阳到北京给冻得什么似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做了几年还不行,又回到北京。

后来我父亲经过人介绍,到北京市消防队,当消防队队员。注111那时候清朝还没有灭亡呢,消防队员训练非常严格,梳着大辫子,天天在前门城楼子上,垛口那儿,拿大顶,叫耗顶,那稍微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那功夫相当深了。在消防队的时候,光绪驾崩,接着慈禧驾崩,我父亲都送过葬。注112也从消防队调人哪,他就沿途扈从吧。光绪的墓不是在西陵么,慈禧的墓在东陵,他都去过,沿途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车马是络绎不绝啊。沿途村庄的老百姓给他们准备的有的是木桶,有的是旧的铁桶,大桶,喝那水,水上面都有一层麸子,渴呀,马也喝那水,人也喝那水。清朝杀燕子李三的时候,在菜市口刑场,我父亲也是亲眼看过的,犯人哪,后头这是招子,坐在排子车上,要酒,要肉,沿途的店铺也是犯人要什么给什么。这都是清末民初的事了。

在消防队干了一阵,清朝灭亡之后,我父亲就在阜成门外的营房住。在哪儿呢,阜成门外马尾沟,后来市委党校利玛窦墓的南边一点,那地儿叫营房,现在你去还有叫营房的呢。营房附近有一个厅点,相当于现在的小卖部,卖个烟哪,酒啊,取灯啊,油盐酱醋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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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40年前后的全家福(左起:三姐关淑芬、大嫂关桂兰、母亲章润洁、四哥关嘉祥、父亲关鹤鸣、大哥关嘉培、二哥关嘉勉。时关嘉禄尚未出生)(关嘉禄提供)

</i>

当时家里很穷,我父亲娶了一个女人,寿命不长,就去世了,后来经过我叔爷介绍,又娶了现在我这母亲。

定:他原来那个也是旗人么?没有留下孩子?

关:也是旗人,没有留下孩子,结婚以后很短时间就去世了。我母亲叫章润洁,我母亲的娘家应该说是汉军旗人,她哥哥叫章润琪。后来我母亲跟我说过,他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富人家庭,封建专制对我母亲和她哥哥也很不公平,后来他们就跑出来了,经过人介绍跟我父亲结合了。住到营房的这一段,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有我大哥二哥。那时候家里比较贫困了,点着个小油灯什么的。据我父亲说我哥哥脚底下穿那鞋,破了之后都是我母亲给缝上,缝上之后再拿墨给染上颜色,要不寒碜哪。

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中间夭折了好几个,有的是掉了,她就说是掉了。有的是生下来之后得病死的,当时医疗条件差呀,一得病就死了,一得病就死了。后来长成人的是哥儿四个,关嘉培,大哥;关嘉勉,二哥;关嘉祥,四哥。关嘉祥一般我们都叫他四哥,因为在二哥和四哥之间有个三哥,叫小全,死了。然后就是我,关嘉禄。

定:都是您母亲一个人生的?

关:对,我母亲一个人。母亲生我时是48岁,我是我们家老疙瘩。我大哥今年7月17号去世的,84岁,我今年是59岁,他比我大25岁。二哥是1921年生人,也比我大22岁,四哥是1933年生人,比我大10岁。我后边就没有再生了。

后来我父亲托人找工作呀,就在大陆银行,注113当一个工友,守卫也好,勤杂也好。我父亲有工作能力,身体也棒,因为在消防队的时候,他练过功啊,大陆银行的经理也器重他,从工友又到警卫。大陆银行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就是天安门这边这个白楼,带钟表的那个。我们家就也搬得离大陆银行很近,就搬到前府胡同,原来老北京有个前府胡同,在西皮市儿附近,天安门往南,马路的西边,叫西皮市儿,马路的东边就是邮电大楼了。当时天安门有个叫花券儿,什么叫花券儿呢?两个墙,两个墙里边叫花券儿。前府胡同就靠近正阳门这边箭楼了,当时那儿都有门,狮子门、关帝庙什么的,我们家在哪儿呢,就在从天安门往南这段红墙,红墙以西的西南角,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附近。我就出生在前府胡同56号。

定:您父亲和大哥都读过书么?

关:我父亲没有读过书,但是父亲非常好学,他爱看书,平常就让别人教他字,现在我保留一个他的工作证,他的签名,关是繁体字的关,工工整整啊,写得太漂亮了。我大哥和二哥都上过小学,当时我大哥也十几岁了,就托人给我大哥介绍到上海银行,在西交民巷靠近东口那个地儿,当一名普通的勤杂,就是小工人,见习生似的。后来我大哥逐渐地由于干得好,就提升为职员了,我大哥那算盘哪,打得相当溜啊。我二哥跟我大哥相差几岁,后来让他上哪儿了呢,日本不是占领北京了么,在日本的华北株式会社当个勤杂工,后来当个书记员,就是抄抄写写。这时候家境就比较好了。

我大哥生前跟我讲过,当时我父亲在大陆银行,我大哥在上海银行。1937年,他们亲眼看到国民党宋哲元的军队开着车,从北京城里头到南苑,当天晚上沿途经过前门大街到那边去,各个铺子送缎子的,送酒的,大碗大碗酒喝,祝他们能够一战告捷吧。结果没想到半夜从楼子上往下看,南苑那边一片大火啊,最后半夜兵败,第二天日本就进城了。

我父亲在消防队认识了一个消防队里的朋友,也姓关,这朋友就是我大嫂、二嫂的父亲,然后我们就算世家了,消防队不都是旗人,可是那亲家是旗人。当时大栅栏里有个同乐电影院,着火,我们这亲家救火,把脑袋给摔坏了,就得病了,这亲家还送给我父亲一把宝剑,一直保留着。这两个姑娘一个叫关桂兰,一个叫关桂卿,就和我父亲的两个儿子,就是我大哥、我二哥,老人做主,他们就结合了。日本时期,日本兵喝醉了酒到前府胡同滋事,敲我们家门,敲了半天,当时我大嫂、二嫂都比较年轻,他们找花姑娘的干活,当时我们家有一个这么粗的枣木的顶门的那个,把门插上之后整个就是顶上,说什么也不开,最后没开。那时候我父亲亲眼看见日本人拿刺刀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我四哥去世得早,1989年11月18日,他年轻时候得肺病,后来是心肺衰竭,去世才56岁。二哥是1991年,70岁,得的骨癌去世。大哥是今年,2002年。现在就剩我一个了。大哥生的是五男二女,二哥生的是三男三女,四哥是二女一男,到我这儿是一儿一女。我母亲是1895年生人,1971年10月6日去世,76岁,她去世那年我父亲是82岁,他们差6岁。

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幅照片,是1939年我大哥结婚时候照的,我大哥大嫂,我妈,我父亲,还有我四哥,还有我二哥,还一个叔叔辈他们的后代,小六儿他们。我父亲穿的上衣像马褂似的,我母亲一身跟旗袍似的,都经过改进,我大哥也穿的马褂。那照片特别好。

<h3>2.对京剧如醉如痴</h3>

关:我父亲因为长年生活在北京,从小就特别地爱听戏,这是咱们旗人的一个传统,不但爱听戏,自己还买个胡琴,拉一拉胡琴。在他的感染下,我们全家,从我大哥、二哥、四哥到我,我们全都爱好戏。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父亲穿着戏装,扮刘备,右边是我二哥扮周瑜,左边是我大哥扮赵云。闲暇时间我哥哥他们都爱票戏。解放前家境比较好的那一段,他们经常上前门外头广和楼、中和戏院,在那个地方看戏。就我小时候有记忆的,带着我去听戏的就好几次。从流派来看,老生里边,我们家人比较喜欢余派和马派,当然我父亲他们开始都喜欢谭派,最早就是听谭先生的。实际上马派和余派都是从谭派演变来的,而且我父亲最爱看的是杨小楼的戏。

定:他看过?

关:看过呀,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都看过呀。

定:那时候他那么穷,他还有钱看戏?

关:那时候票价也不是很贵呀,自己攒钱到戏园子看戏呀。那时候北京哪儿有电视,收音机啊,就是话匣子。然后家里买了留声机,买了不少唱片,京剧老唱片啊,像马连良的,谭富英、谭鑫培、余叔岩的,都有。这么一大厚撂,这些唱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家境比较困难,全卖了。像北京过去谭鑫培老先生、余叔岩这些个,都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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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40年前后父子合演《黄鹤楼》剧照(左起:关嘉禄大哥饰赵云、父亲饰刘备、二哥饰周瑜)(关嘉禄提供)</i>

定:您父亲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也拉一伙人上你们家唱戏?

关:没有。我父亲唱老生的。开始是自学,后来有师傅给指点指点。我父亲认识一些熟人哪,特别是梨园界的,就请教吧,像我们家开始都是自学自拉,后来到一定的水平之后,觉得还得提高。我父亲去世前90岁的时候,虽然气力不佳了,一听拉胡琴还是特兴奋。他主要唱《二进宫》《搜孤救孤》《辕门斩子》《四郎探母》,比较熟的戏基本上都能唱。我父亲的叔伯兄弟,就是我父亲的叔叔那支儿,叫关荣濮,在北京市邮电局工作,也拉得一手好胡琴。就是说咱们满族啊,怎么就不谋而合,都是对京剧如醉如痴,而且都比较钻研,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挺有意思。你像我四哥,从小也特别爱戏,我父亲每年春节到厂甸什么的,为满足我四哥的要求,就给他买戏服,买黄天霸的衣裳,刀。我四哥从小在家里就拿着刀跑圆场什么的。我四哥嗓子也好,胡琴拉得也好。我父亲胡琴虽然会拉,但是拉得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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