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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访谈者按］</b><i>金宝森先生是印嘉佑先生的姐夫，也就是印常荣的女婿。印嘉佑的姐姐名印丽雅，在印嘉佑先生的口述中对她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讲述。</i>
<i>金宝森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在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一书中(321—326页)，对于印常荣先生的情况，与印嘉佑的叙述略有参差，而以印嘉佑先生所述更为平实坦率，可互相参照。这里截取的，是金先生文的一部分。</i>
印常荣，字华亭，满洲镶白旗明辉佐领下，萨克达氏。父亲萨克达德山，幼年读书，成丁后，被挑选为马甲养育兵，就读于国子监，成为候补天文生。成家后，由于钱粮极少，只好去私塾训蒙。但仍难以养家糊口，遂弃学而从事手工劳动，在家中制做旗人妇女使用的“两把头”，拿到花市、隆福寺、护国寺等地摆摊售卖。辛亥鼎新后，因“两把头”无人使用，改做绒绢纸花，以为赡家之计。
常荣家从清兵入关后，世居北京。他于1903年出生在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南小市口内中国强胡同枣树院1号。常荣幼年失恃，1911年继母生弟常庆，1925年再继母生弟常禄。常荣幼承父训，颇谙满族礼仪，友爱两幼弟无间，直至逝日。
常荣8岁开始读书，12岁小学四年级毕业。此期间，历经辛亥鼎革与家庭变化，首先改变了姓氏。萨克达系满语，汉译为祖或老，其父唯恐余人接交互通姓氏时有不恭之嫌，乃以其祖名之第一字为姓，改萨克达为印。其次，家庭经济日益困顿，被迫辍学，习做绒绢纸花贴补家用。军阀混战，市面萧条，小本生意也无法维持。16岁(1918年)经人介绍，到东单牌楼三条内官场胡同31号，宁波人开设的周记女服店内学徒。由于他聪颖好学，肯吃苦，诚实勤朴，颇得师父师母及师兄之欢心，技艺长足进步，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未满，就已开始接细活了。20岁(1922年)出师后，按店规必须留在店中工作三年。一次意大利外交官夫人晚上送来一块纱料做礼服，翌日8时要穿，常荣以其精湛技艺，全凭手工缝制，一夜完成，准时送到，无论裁剪样式或做工，均属上乘，使该夫人十分喜悦，赞不绝口。除为师父挣来高报酬与信誉外，他本人也得到该夫人10银圆的“赏”，这10元约合10袋“洋白面”。不久就升到裁剪长工人了。一时名噪京华，许多妇女服装行业争相高薪聘请，1926年转至东城干面胡同内东石槽胡同朱记女服店任技师。1930年，二弟常庆、表弟王崇武均已学徒出师。三人合作，在东四牌楼炒面胡同内，设立“华茂女子服装手工局子”。 三人自己揽活自己做。由于手工精细，恪守信誉，活源不断。当时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印常荣就到各国使馆内搜揽活计，多为来料加工。背回来料子，做成后再背送回去，十分辛苦。
为了积累资金，三个人的收入全不交家，家中仍靠做绒绢纸花糊口。到1931年，全家由枣树院迁到朝阳门内贵人关胡同，家眷遂从事拼接毛皮手工活，为了协助业务的开展，全家都投入到了服装业劳动之中。
1931年7月，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东四牌楼南大街157号和158号房产(即后来的“波纬服装店”和“春风理发馆”址)，开设了“华茂女子服装店”，这是北京第一家由满族人经营的女子服装店。印常荣任经理，印常庆和王崇武任副经理，同时都参加裁剪劳动。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步招收工人和徒弟，最多时，前柜(量尺寸、收活)和后柜(裁剪、缝制)共有60多人。每年纯利可达5000元。除他们三人和工人领取的固定工资外，其余全部投入扩大再生产。到1937年，华茂女子服装商店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北京市已有相当声望。1938年，印常荣安排二弟常庆在天津市大沽路27号开设了天津华茂女子服装店(1953年9月迁到和平路346号，于1955年7月公私合营)。常荣被选为北京市西服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服装行业业务萧条，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屡遭日伪特务的敲诈勒索，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一次罚款多达3万元，相当于全部资金的一半以上；铁路局北京站又无故扣留了从上海购进托运来的一大批呢绒皮货，致使店铺濒临倒闭。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投机暴发户很多，他们生活极奢侈，服装行业的业务有所好转，女服业则出现“繁荣”景象。其表弟王崇武自认有实力，即拉部分职工从华茂分出，另行开设了“霓裳女子服装行”。印常荣以百两黄金投资于王府井大街东华西服店(后更名为泰来西服店)。
1949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货币贬值，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加上多如牛毛的捐税，在一片萧条声中，印常荣约损失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一。
勉强维持到北平解放后，由于解放初期女子服装行业处于停顿状态，全店40多名职工和部分职工家属，都依靠店中资金生活，使资金更趋短缺。经劳资双方协商，自愿离店另谋他职的职工，每人分走数量不等的呢绒毛料，学徒每人分给11袋面粉。至此，店中已无周转资金，遂与剩下不走的职工、徒弟合作改织线袜，但由于不懂技术和业务，不久即停业了。到1949年年末，卖掉演乐胡同房产作资金，将服装店迁至王府井大街14号。1950年又卖掉礼士胡同房产以增加活动资金，随着国民经济好转，服装业务逐渐开展起来，1951年估产时，全部资产为24000元。
迁到王府井后，印常荣于1950年被选为王府井街代表、服装业公会主任委员。1951年年初，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开始筹建，印常荣任筹委会委员，1951年7月，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他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组织委员，此职务一直担任到逝世。
1952年年初，“三反”“五反”开始，印常荣受聘为北京市节约委员会检查组成员。华茂女子服装店经审核定为守法户，但因管闲事帮人买东西被罚5000元。至此，又卖掉东四南大街157号房产(后“波纬服装店”址)，所得款除交罚金外，剩下的加入店中充资金。1954年后，以带头购买公债的爱国行动被任为东单区公债推销员。1955年又被聘为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东单区人民代表，尔后，又被选为北京市第二、三、四届人民代表。
在公私合营运动中印常荣积极带头，实现合营后又协助政府做好工商业者私方人员的工作。华茂合营后，名称不变，直到“文革”中期，才改名为“新颖”，直到今天。
印常荣为筹建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将甘雨胡同住宅(26间房)的大部分拿出来作为办公室和职工宿舍。他亲赴上海聘请女服专家朱秉良到京，朱后被彭真市长授予特级技师称号。参加了北京第一家妇女商店即前门妇女商店的创建，同时还聘请了四位留日和旅日华侨女服设计专家，为北京市的妇女服装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1956年印常荣担任了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副经理，后该公司与北京市百货批发公司(现市百货公司)合并，继任副经理之职，直到1966年因病退休。
他在任职期间，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增产节约、美化人民生活的号召，于1956年至1958年期间，主持举办了翻旧改新美化人民服装的展览。他以高超的女服技艺，亲自动手设计、裁剪、缝制各式女服，用家里的旧马褂、旗袍等为女儿丽雅改制成西服裙套装、夹克、连衣裙等。美观、实用、大方、节约，颇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国家进口大量苏联花布，由于人民群众不适应而积压，他组织人力，赶制成“布拉吉”(连衣裙)大力推广，引起较大震动，受到党中央和市领导的重视。无论主持服装、鞋帽，还是小百货工作，他都和有关科室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如有一年北京市场上妇女所用发卡断档，他认为东西虽小，但关系人民生活，就及时从上海等地调入各式发卡，充分满足市场需要。在他的积极呼吁和奔走下，周总理提出将部分上海服装业迁京。至此，上海的兰天、造寸、红霞、雷蒙四家服装店先后迁京。
周总理出国访问前，用车把他接进中南海为总理、邓大姐连夜赶制服装，保证总理外事活动的需要。印常荣还多次和当时的“雷蒙”经理一起去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量裁修改旧衣，去名誉主席宋庆龄府中，为她裁制服装，都受到赞赏和热情接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节约俭朴的生活方式，是他经常向子女们进行教育的谈话内容。
1958年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少数民族展览中，他是满族企业家代表。
印常荣退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公司和街道工作，为了支持街道办食堂，他宁肯自己住得紧一些，把6间东厢房腾出，无偿供给街道使用。他在街道上是一位受到普遍尊敬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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