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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为了使得读音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白”与“碧”
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金庸
一九九四年一月
快乐和庄严
——法国影人谈中国人
前天中午一位朋友请吃饭，座上有法国的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慕努舒金（anahke）先生、法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加劳（pcaurou）先生等人。他们刚从北京参加了法国电影周，要经过香港回国去。
慕努舒金身材高高的，很有艺术家风度。加劳给人的印象则是十分的干练与诚恳，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这里许多右派报纸歪曲报道了他们的谈话，慕努舒金说：“中国给我的招待好极了，真是说不出的感谢。”接连不断的宴会与参观不必说了，他特别举了一个特有的例子：他申请到中国去，为了简化手续，我国外交机关通知他，只要把姓名和护照号码打个电报去就是了，用不到护照签证、用不到照片、更用不到打指模（像美国移民局所规定的那样），这种对外国客人的绝对信任与尊重，使他们非常满意。
慕努舒金说：“中国很美，但中国人尤其动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快乐与内心感到的尊严，使人不自禁地分享到这份愉快和稳定的感觉。他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信心，然而一点没有嚣张和浮夸。他说来香港之前的一夭，曾有一次印象极深刻的经验：他到广州中山公园去散步，见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宁静和安详，这在欧美任何大都市中都是见不到的。他到过四五个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觉得最快乐的似乎是中国人，他说这决不是对中国人客气的恭维，他在捷克、民主德国等国家也曾直率他说过。加劳说，这大概因为在捷克、德国这些国家，人民从前的生活程度就很高，与英法差不多，革命后的改进不像中国那么惊人地显著。慕努舒金说得不错，他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时，看到的情形与今日中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加劳今年二月间到过北京，这次是第二次去。他说，他今年春天见到的印象大好，只怕自己个人有偏见而看错了，但这次有两位朋友在一起，大家意见一致，他才相信事实的确是这样。
慕努舒金先生是《勇士的奇遇》（港译《肉阵飞龙》）《倾国倾城欲海花》、《四海一心》等片的制片人，他谈到中国电影时说，他刚到香港时发表的意见，被某些记者先生们作了错误的引述，不过他们不了解电影的专门技术，误解也是难怪。接着他在技术上作了分析，他说得很但白，很诚恳，他认为中国电影在技术上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录音，只做到清晰而没有气氛。在《四海一心》中，共有九百五十种声音，用以表示环境的气息，但在一般中国电影中，主要只听到演员们在麦克风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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