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齿轮 二十二、我就是个骗子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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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些人把心理医生当作骗子,特别是像我这样行走江湖的游医。
面对这样的误解,我常是不屑一顾的。套用一句俗话来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你觉得心理咨询有效,那你就用;你觉得扯淡,我也无法阻止你。
可是,更多的时候,我以及我的同行,深切地体会着一种身为骗子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的确会欺骗病人,虽然这欺骗行为,经常是被迫的。
我们的欺骗,并不是指利用病人达成私人目的。也许有些行业垃圾会这么下三滥,但大多数有良心有职业道德的心理医生还算洁身自爱。
可我们的欺骗,往往从一接触病人,就开始了。
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我身份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接治青少年案例时,这种现象特别明显。
我是谁呢?这是家长们往往头疼的一件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进行解释。
直截了当说我是个心理医生吧,似乎不妥,孩子们很难接受。在这个心理宣传还不普及的年代,心理问题患者还是被人们联想成为变态或疯子,如果传了出去,也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伤。特别是,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我们并未让孩子意识到心理问题如此常见,也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
那么,如果不说是心理医生,该怎么介绍我呢?一位好心的有能力的有教育背景的叔叔吗?可这样的一位叔叔凭什么去干涉孩子的私事?这么定位似乎也有不妥。
于是,我还是叔叔,只不过成了家长口中各式各样的叔叔。有时候,我被称为一个作家,撰写心理学著作;另外一些时候,我是个大夫,拥有心理学背景;还有些情况下,我被当作老师,带出过优秀的学生。总之,我不是我,可能是任何东西。
关于我身份的最复杂的谎言,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卖咖啡豆的,因此和那些身为咖啡店老板的父母们交情莫逆,但这不足以解释,我为什么会走进家庭,关心孩子的问题。所以,我又被宣称为:并非本地人,因为外地人的身份,所以我在北京也就没有一个安定的家;由于没有安定的家,作为独身男人的我,当然不可能总是勤快地给自己做饭,于是就老去外面吃;吃的次数太多了,因而觉得外面的饭菜油太大,很不爽;绕了一个大圈子,总算回归主题——这对咖啡店老板夫妇,因为总是从我那里低价买到咖啡豆,所以,心怀感激的他们,决心请我吃饭。又因为上面的条件,所以不好意思请我在外面吃,于是热情地要求我来家里做客!这就给我接触孩子制造了便利条件。
怎么样,听起来和上学时候做的数学题差不多吧,一步一步的,推理挺严谨。
“可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了解咖啡豆啊,万一孩子问到怎么办呢?”
“那我教给你呗,知道些基本的就行!”于是,孩子父亲开始教我辨识咖啡豆。
“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可我并不是外地人呀,说话不带口音,咋办?”
“没事,我是天津人,我教你。”于是,孩子母亲开始教我地方话。
拜这些热心肠的家长所赐,我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增添五花八门的知识储备。为这份无奈的骗局也平添了许多增长知识的机会。
然而,我毕竟是以欺骗开始的,这对于病人来说,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心理咨询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公平和信任。
我扮演着两个角色,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当然,这一类的欺骗,大多用在青少年病例中;我可从没有想到,在杨洁的自杀咨询中,也要用到这一点。
事情要从当晚八点钟,我和李咏霖的会面说起……
我吃了馄饨睡了傍晚觉,起床,和李咏霖约好八点钟见面。
照例是茶楼雅间,不必赘述。8点整,我们都到了,杨洁的姐姐杨颖作陪。
说完了开场的寒暄,我们直奔主题。
掏出一份六页纸厚的协议,我说:“请看一下,如果有问题,咱们讨论,如果没有,签字生效。”
李咏霖有些吃惊,从昨夜忙碌至今,他只睡了几小时,看起来还不如不睡,眼睛有些迷离,反应也很迟钝:“哦?这个,艾先生,我们绝对信得过您,有必要签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