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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些人把心理医生当作骗子，特别是像我这样行走江湖的游医。
面对这样的误解，我常是不屑一顾的。套用一句俗话来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你觉得心理咨询有效，那你就用；你觉得扯淡，我也无法阻止你。
可是，更多的时候，我以及我的同行，深切地体会着一种身为骗子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的确会欺骗病人，虽然这欺骗行为，经常是被迫的。
我们的欺骗，并不是指利用病人达成私人目的。也许有些行业垃圾会这么下三滥，但大多数有良心有职业道德的心理医生还算洁身自爱。
可我们的欺骗，往往从一接触病人，就开始了。
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我身份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接治青少年案例时，这种现象特别明显。
我是谁呢？这是家长们往往头疼的一件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进行解释。
直截了当说我是个心理医生吧，似乎不妥，孩子们很难接受。在这个心理宣传还不普及的年代，心理问题患者还是被人们联想成为变态或疯子，如果传了出去，也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伤。特别是，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我们并未让孩子意识到心理问题如此常见，也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
那么，如果不说是心理医生，该怎么介绍我呢？一位好心的有能力的有教育背景的叔叔吗？可这样的一位叔叔凭什么去干涉孩子的私事？这么定位似乎也有不妥。
于是，我还是叔叔，只不过成了家长口中各式各样的叔叔。有时候，我被称为一个作家，撰写心理学著作；另外一些时候，我是个大夫，拥有心理学背景；还有些情况下，我被当作老师，带出过优秀的学生。总之，我不是我，可能是任何东西。
关于我身份的最复杂的谎言，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卖咖啡豆的，因此和那些身为咖啡店老板的父母们交情莫逆，但这不足以解释，我为什么会走进家庭，关心孩子的问题。所以，我又被宣称为：并非本地人，因为外地人的身份，所以我在北京也就没有一个安定的家；由于没有安定的家，作为独身男人的我，当然不可能总是勤快地给自己做饭，于是就老去外面吃；吃的次数太多了，因而觉得外面的饭菜油太大，很不爽；绕了一个大圈子，总算回归主题——这对咖啡店老板夫妇，因为总是从我那里低价买到咖啡豆，所以，心怀感激的他们，决心请我吃饭。又因为上面的条件，所以不好意思请我在外面吃，于是热情地要求我来家里做客！这就给我接触孩子制造了便利条件。
怎么样，听起来和上学时候做的数学题差不多吧，一步一步的，推理挺严谨。
“可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了解咖啡豆啊，万一孩子问到怎么办呢？”
“那我教给你呗，知道些基本的就行！”于是，孩子父亲开始教我辨识咖啡豆。
“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可我并不是外地人呀，说话不带口音，咋办？”
“没事，我是天津人，我教你。”于是，孩子母亲开始教我地方话。
拜这些热心肠的家长所赐，我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增添五花八门的知识储备。为这份无奈的骗局也平添了许多增长知识的机会。
然而，我毕竟是以欺骗开始的，这对于病人来说，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心理咨询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公平和信任。
我扮演着两个角色，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当然，这一类的欺骗，大多用在青少年病例中；我可从没有想到，在杨洁的自杀咨询中，也要用到这一点。
事情要从当晚八点钟，我和李咏霖的会面说起……
我吃了馄饨睡了傍晚觉，起床，和李咏霖约好八点钟见面。
照例是茶楼雅间，不必赘述。8点整，我们都到了，杨洁的姐姐杨颖作陪。
说完了开场的寒暄，我们直奔主题。
掏出一份六页纸厚的协议，我说：“请看一下，如果有问题，咱们讨论，如果没有，签字生效。”
李咏霖有些吃惊，从昨夜忙碌至今，他只睡了几小时，看起来还不如不睡，眼睛有些迷离，反应也很迟钝：“哦？这个，艾先生，我们绝对信得过您，有必要签协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