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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夏天，彼得·托维被提名为参议员，为一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让出相对保险的多伦多众议院席位。他不必再长期居住在自己的选区。他和妻子克拉拉在渥太华买下一套宽敞舒适的湖景公寓。他们偏爱首都平静的生活节奏，也很高兴能与住在市内的儿子、儿媳和孙女为邻。
一天早晨，他走进卧室，发现克拉拉坐在床边，双手按在身体左侧低声啜泣。
“怎么了？”他问。
克拉拉摇了摇头。他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他们去了医院。克拉拉病了，病得很重。
在妻子与病魔斗争同时，儿子的婚姻破裂了。在妻子面前，他竭力粉饰这桩离婚。“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他说，“他们一直合不来。分开了双方都会过得更好。现在这种事太平常了。”
她微笑着表示赞同。她的视野正日渐缩小。然而，这次离婚并不是最好的结果，甚至连好也算不上。它简直糟透了。他眼睁睁看着一对婚姻中的爱侣变成仇敌，看着一个孩子沦为炮灰。儿子本把无数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到与前妻迪娜的争斗中，她的反击同样毫不留情。这一切常令他目瞪口呆，只有双方的律师坐收渔利。他试着劝说迪娜，在双方之间充当和事佬。无论每次谈话开始时她显得多么礼貌和诚恳，最后她总是情绪失控，怒不可遏。身为本的父亲，他只可能是教唆犯和同谋。“你简直跟你儿子一模一样！”有一次她骂道。有一点不一样，他提醒她，他和妻子已经相濡以沫四十多年了。她立刻挂断了电话。孙女瑞秋小时候曾是个快乐的精灵，现在却与父母反目，把自己锁进青春期少女酸涩的怨恨垒成的高塔。有几次他带她外出散步或是去餐厅吃饭，想让她高兴一下（也让自己高兴一下），她却总是闷闷不乐。没过多久，母亲在监护权大战中“赢下”了她，并带她去了温哥华。他开车送她们去机场。刚一通过安检，她们就开始争吵。他眼中不再是一个成年女子和她青春期的女儿，而是两只黑色的蝎子，它们剧毒的尾针高高举起，彼此恫吓。
至于本，他留在了渥太华，心如死灰。在彼得眼中，儿子蠢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本是一名医学研究员，曾研究过人们为什么会不经意咬到舌头。舌头穿梭于齿间，如同钢板车间里操作重型机器的工人。它的失灵让人痛苦不堪，其根源却惊人地复杂。如今在彼得看来，儿子恰似一条盲目扎进齿间的舌头，落了个鲜血淋漓的下场，第二天却重蹈覆辙，毫无自知之明，也从未意识到代价和后果。本总是一意孤行。父子间的谈话多以冰冷的沉默收场。儿子满眼无奈，父亲哑口无言。
他的妻子深陷医疗术语的旋涡，康复的希望随着每次治疗起起落落。在反复的挣扎、呻吟、哭泣同时，她开始大小便失禁，变得骨瘦如柴。最终，他美丽的妻子躺在病床上，身着一件可怕的绿色病号服，两眼半睁半闭、目光呆滞，嘴无力地张着。她浑身抽搐，胸腔里发出一阵咯咯声。她死了。
他成了国会山(1)上的幽灵。
有一天，他在参议院发言，另一位参议员回过头，用一种活见鬼的眼神盯着他看。你干吗这么看着我？他想。你有病啊？如果他弯腰对着这位同僚的脸，他的气息会像喷枪一样烫掉他的脸皮。这样就只剩下一个骷髅仰头朝他傻笑了。那样就能治好你的蠢相。
他的白日梦被议长打断：“尊敬的议员，你是想继续你的话题，还是……”
议长这句话的尾音拖得很长。彼得低头看了看讲稿，意识到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完全不知道。就算他能想起来，也没兴趣再讲下去。他无话可说。他看着议长，摇了摇头，坐下来。那个同僚继续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这才转过头去。
党鞭特意来到他的办公桌前。他们是朋友。“情况怎么样，彼得？”他问。
彼得耸了耸肩。
“也许你应该休息一下。给自己放个假。你最近经历太多事了。”
他叹了口气。没错，是时候离开了。他再也无法忍受。演讲、无休止的装腔作势、见利忘义的密谋、膨胀的自我、自以为是的助理、翻脸不认人的媒体、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琐事、一板一眼的官僚机构、对人类社会的细微改善——他认同这些民主的标志。民主就是这样一种疯狂而美妙的东西。不过他已经受够了。
“我看能不能给你找个差事。”党鞭说。他拍拍彼得的肩膀，“坚持住。你能挺过去的。”
几天后党鞭带来一个提议。一次公差。
“去俄克拉何马？”彼得问道。
“嘿，惊喜总是出现在偏僻的角落。在耶稣现身之前有谁听说过拿撒勒？”
“在汤姆·道格拉斯(2)之前也没人听说过萨斯喀彻温省。”
党鞭笑了。他也来自萨斯喀彻温省。“碰巧有这么个差事。有人临时退出了。那里的州议会邀请加拿大国会派议员出访。你知道的，就是那种维护关系的事儿。不需要太操心。”
彼得甚至不确定俄克拉何马到底在哪儿。应该是美利坚帝国某个偏远的州，中部的某个地方。
“只是换个环境，彼得。四天的小长假。有何不可呢？”
他同意。没错，有何不可？两周后，他和三名国会议员一同飞往俄克拉何马。
五月的俄克拉何马城温暖宜人，他们受到盛情款待。加拿大代表团会见了州长、州议员以及商界人士。他们参观了州议会大厦，造访了一间工厂。每天都以晚宴收尾。入住的酒店富丽堂皇。整个访问期间，彼得在轻松的氛围里谈论加拿大，同时听对方介绍俄克拉何马。正如党鞭所言，换个环境让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柔和湿润的空气也让他备感舒畅。
行程的最后一天留给加拿大客人自行游览。前一天晚上，他看到一本关于俄克拉何马市立动物园的旅游宣传册。他喜欢动物园，不是因为他对动物特别感兴趣，而是因为那是克拉拉的爱好。她一度曾在多伦多动物园管委会任职。他表达了参观俄克拉何马市立动物园的愿望。负责安排行程的州议会立法助理查看了动物园的相关信息，一脸歉意地找到他。
“真抱歉。”她说，“平时动物园每天开门，不过最近正在关门整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问问他们能不能破例让您进去。”
“不用，不用，我不想麻烦别人。”
“城南有一个黑猩猩基地，在诺曼(3)的大学里面。”她建议。
“黑猩猩基地？”
“是的，那是一个研究……研究猴子的机构，我猜。一般不向公众开放，但我保证他们会接待您。”
她说到做到。“参议员”这个词在美国人听来充满了魔力。
第二天早晨，一辆车在酒店门前等他。代表团其他成员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独自上了车。车把他带到诺曼以东十公里左右的空旷乡间。四周灌木丛生，蓝天碧草。目的地名叫“灵长目研究所”，是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一个校外机构。
进了研究所，在一条蜿蜒石子路的尽头，他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面露凶相，留络腮胡，腆着肚子。他身边站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长头发，凸眼珠；从肢体语言里很容易看出，他是个下属。
“托维参议员？”他下车时，那个大块头男人说。
“是的。”
他们握了手。“我是比尔·莱姆侬，灵长目研究所的所长。”莱姆侬看了看他身后的车，车门还开着，“你的代表团好像没几个人。”
“是的，就我一个。”彼得关上车门。
“再问一句，你是从哪个州来的？”
“安大略省，加拿大。”
“是吗？”他的回答似乎让所长若有所思，“好吧，跟我来，我跟你简单介绍下这里的工作。”
莱姆侬转身就走，完全不在乎彼得是否跟得上他的脚步。那个没做自我介绍的下属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他们绕过一间平房和几个窝棚，来到一个巨大的池塘边，高大白杨树的阴影落在水面上。池中有两个岛，其中一个岛上有一片树林。他看见一群体形修长的猴子在一棵树的枝干间摇荡，动作中透出非凡的优雅和敏捷。另一个岛更大些，密布着高草和灌木，零星点缀的几棵树中间矗立着一个壮观的圆木结构。高大的支柱托起四个高度各异的平台，彼此间由绳网和结实的吊床相连。一根铁链上吊着一只卡车轮胎。旁边是一间用煤渣块砌成的圆形小屋。
所长转身面对彼得。他似乎还没开口就对自己的话感到厌倦。
“在灵长目研究所，我们处在研究灵长目动物行为和沟通方式的最前沿。我们从黑猩猩身上能学到什么？这超乎普罗大众的想象。在进化过程中，黑猩猩和我们的亲缘关系最近。我们有相同的灵长目祖先。大约六百万年前我们才和黑猩猩分道扬镳。正如罗伯特·阿德里(4)所说：‘我们是直立行走的猿猴，而非堕落凡尘的天使。’我们都拥有巨大的脑容量、出色的沟通能力、使用工具的能力，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拿沟通能力来说，我们这里有些黑猩猩能用手势比画一百五十个单词，而且可以连成句子。这就是语言。而且它们可以制造工具，用工具翻找蚂蚁和白蚁，或是敲开坚果。它们可以合作捕猎，在捕猎的过程中担当不同的角色。简单地说，它们已经具备了文化的雏形。所以当我们研究黑猩猩时，我们也在研究远古的自己。在它们的面部表情中……”
如果这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录音讲解，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可莱姆侬看上去一脸不耐烦，彼得也听得心烦意乱。他怀疑议会助理把他吹嘘得过了头。她或许没有明说来访的参议员不是美国人。那座较大的岛上出现了几只黑猩猩。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大喊。
“莱姆侬博士！特勒斯博士的电话。”他转过身，看到一个年轻姑娘站在一栋楼旁边。
莱姆侬立刻来了精神。“我得接个电话，见谅。”他嘟囔着，不等客人回答就走开了。
彼得望着他的背影长出了一口气。他又转向那群黑猩猩。一共五只。它们四肢着地，缓慢地移动。它们低着头，粗壮的前肢支撑着魁梧上身的重量，短小的后腿跟在后面，活像三轮车的一对后轮。在阳光下它们黑得出奇，仿佛流动的黑夜碎片。它们溜达了一会儿，然后坐了下来。其中一只爬上圆木结构中最低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