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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不管任何城镇，至少都会有一两个令人头疼的人。
说是令人头疼，也不是一般那种令人头疼。
无论怎么形容，都会变成歧视性说法，难以三言两语解释清楚，简言之，就是肉体上虽然没什么缺陷，但在一般社会生活上，可能遭遇一些困难的人。
若在现代，他们应该会被冠上“发展障碍”或“行动障碍”之类的病名吧。不，或许有些例子，会诊断为更严重的疾病。
但在过去，他们被视为令人头疼的家伙、怪人、没用的人。
当然会受到厌恶，也会被瞧不起，敬而远之。
可是，我认为应该不同于轻蔑。
简单地讲，他们不被放在同一个水平上看待，大众才会是那种反应吧。不是所谓的歧视，因此会责骂他们，也会伸出援手，最后还是没个了局，于是会疏远、咒骂，也会指着他们笑。
现在不能这样。
倘若发笑，会遭指责是歧视。
不过……在论及歧视前，那些人早从城镇里完全消失，罕有机会遇上。我不认为是数量减少，只是看不见了吧。
有点寂寞。
话虽如此，一旦发生问题行为，仍会遭到隔离。即使没那么严重，要是难以自食其力，便会被送到相关机构，或受到照护与监视。这应该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在现今社会，不管是他们想普通地生活，或与他们一起生活，都变成几近不可能的事。
不过，以前情况不同，颇有全村合力照顾那种人的感觉。纵然不知会照顾到什么地步。
我上小学时住的城镇，有个叫长助的男人。
本名不详，我猜并非长助。这么喊他的主要是孩童，大人不如此称呼。至于大人怎么称呼他，我一次都没听过。
长助大概四十多岁，或超过五十岁——
在孩童眼中，已是中年人，其实可能才三十几岁。年龄不明。
长助会站在上下学路上，张着嘴巴——
真的是整个大张，不停傻笑。虽然不是每一天，但一个星期起码会碰到三次。他浑身脏兮兮的，拿着破洞的大黑伞。那把伞非常大，即使下雨，也不曾打开。遇上下雨天，长助往往湿淋淋，无数雨滴落入他张大的嘴巴，再满溢出来，说多脏就有多脏。有一次，附近大婶看不过去，为他撑伞，长助竟勃然大怒。
不曾用来遮雨的大黑伞，偶尔会在晴天打开，长助似乎透过伞上的几个破洞，眺望蓝天。
长助没有工作。有时他疑似会捡来几双胶靴或工作手套摆在地上，喊着十元、十元，当然没人买。不知为何，每回陈列的都是胶靴和工作手套，颇不可思议。
孩子们有点害怕长助，有点讨厌长助，又觉得他有点好玩。然后，我认为还有一点点怜悯。情感比例因人而异，害怕的会逃开，觉得好玩的经常逗弄他。从长助经常出现在上下学的路上看得出，他应该喜欢小孩。如果追他，他会跑；如果跑，他就会追，多半是笑嘻嘻的。
唯有顽童乱扔石头，长助会生气。
若发生在现今，会演变成重大问题。扔掷石头逗弄人的行为有问题，但会被视为严重问题的，是出现在上下学路上的长助。
不管怎么看，他都是可疑人物。
最近的风潮是，等出事就太迟，得防患于未然，往往搞到真正出事时却无能为力。实际上究竟如何？防范得再滴水不漏，仍会发生超乎预期的情况。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建立一套机制，以便出事时能确实解决，才叫危机管理，可惜最近的舆论导向并非如此。
具有危险性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排除准没错——
是不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便是所谓的正义？
直到不久前，人们的想法都还是即使看起来危险，也不急着排除，会设法与其共存。
确实，对于共同体而言，长助不是理想成员。若有万一，极容易引发无可挽回的事故。正因如此，更需要悉心支援、巧妙控制，防止悲剧产生——
往昔大伙儿都是这么努力过来的。尽管没特别规定，却是天经地义。
与他们共存，是一种默契。
除了长助，镇上还有一个叫阿六的年轻人。
阿六和长助不同，姑且算有工作。
事后听闻，阿六是泥水匠学徒，只是从没见过他工作的模样。
阿六主要出现在堤防。
他约莫二十岁，通常穿工作服，夏天则只穿一件汗衫，面对河川，但并非在看河。
阿六什么都没在看。
阿六总是眼神涣散。要是有小孩进入他模糊的视野，他会面无表情地挥手，不然就是在摘花，双手抓着满满的蒲公英，有时会大口大口吃下蒲公英。
孩子们都随便乱说阿六，比方他是铁胃人、他家很穷没东西吃，或者他其实是头牛。
尽管面无表情，但阿六人很好，有些孩子偶尔会跟他一起玩。阿六不会做坏事，但经常大小便失禁。当他不小心拉在裤子里，多半会哭着回家。
虽然不晓得他有没有家人。
可能是附近的人在照看他。
可能是泥水匠师傅在照顾他。
长助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春天忽然消失。
谣言四起，有人说他死掉，有人说他住院，有人说他被警察抓走，有人说他突然恢复正常，返回故乡。不能问大人，感觉就算开口问，大人也不会知道，所以在孩子之间，长助变成传说人物。
至于阿六，有人看见他被送上救护车，载往什么地方。后来他返回镇上，却再也不见人影。不晓得是受了伤？吃到不好的东西？还是原本就患有什么病？有人目击阿六坐在泥水匠家的缘廊，恍惚吃着杂草，或在山上医院死气沉沉地盯着铁窗外，真相无从得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