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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丈夫和儿女们发出鼾声,家庭妇女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她们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过着内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发白了,脸皱了,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她们当然也是爱美的。她们往头上抹的叫“头油”,往脸上搽的叫“雪花膏”,润手的叫“蛤蜊油”——两片蛤蜊壳扣装的某种油脂,8分钱。而这三样,对她们而言是奢侈品,加起来一元钱左右。就算如此廉价的东西,有的女人一辈子也没用过几次。
平素她们洗发用碱水,洗脸用肥皂,手上的皮肤干裂了,涂点儿豆油。过春节了,才舍得预先买块香皂用。
她们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毕竟是会有一两件的。比如结婚时穿过的,但婚后不久可能就叠起来压在箱底了。有人家的箱底,甚至压着她们当年穿过的旗袍。某个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气晒箱底的时候,她会一高兴心血来潮地穿上,在院子里招摇一番。那旗袍当然已瘦了,穿着不合体了。同院的女人们就围拢了观赏、赞叹或遗憾。
除了结婚时拥有的新衣服,据我估计,她们中的大多数,婚后又为自己做过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说是五六套,其实不可能同时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裤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为自己做双新鞋。终于凑齐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无非是用平纹布或斜纹布做成的。平纹布三角多一尺,斜纹布五角多一尺。她们中大多数,终生在衣着方面的消费,细算下来,二三百元罢了。她们中某人猝死,往往没一套新衣服入殓,现做一套平纹或斜纹的送终。
她们当然是爱名誉的。贤妻、良母、孝媳便是她们至高无上的名誉追求。家庭妇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面被公认为榜样,那么她会成为全院乃至整条街上极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面她做到了,那么她在邻里关系方面也肯定是能谦善忍的。即或刁蛮泼悍的女人,对她也不敢过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妇女中也有侠肝义胆的女子,她们在一个院子里乃至整条街上主持民间正义,抑强扶弱,专替受欺辱的女人抱打不平。
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20世纪50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夏季的单衣做起来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们的手往往僵得难以弯曲了。说来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相信,我少年时那一条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极要强极要脸面。她夏季里生病,没能预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于是加紧拆洗,一心争取让全家人在春节时穿上拆洗过的棉衣裤,盖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裤和被褥,还要讲究“浆”。那是一道很麻烦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后开始做,麻烦倍增。春节前,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她的双手残了,此后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称“鸡爪子”的一种筋骨病。她的双眼差一点儿失明,此后视力严重下降,可怜那一年她还不到40岁……
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
是的。
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如嫉妒别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举架高,可搭“吊铺”,增加了居住米数;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门皆陷地下,又背阴,终年不见阳光。有人家两间,有人家一间……
这些硬性差别决定了生活条件不一,更确切地说决定了生存条件的高低优劣。她们的心理不可能不对视野内的这些差别有反应。
如果张家人口多,却偏偏住一间,而且是很差的房子,那么她一定会嫉妒人口少却住两间好房子的李家。于是张家的女人,或者最爱去李家串门儿,或者最不爱去。最爱去是由于向往,由于憧憬,在别人的家里,间接体会住好房子的感觉。最不爱去是由于本能地远离自己所达不到的愿望“样板”,以保持心理平衡。
因而,我当年以少年的眼观察到——住好房子的女人之间经常串门儿,住差房子的女人之间过往甚密。
但是仅此而已。绝不至于因而相互歧视,更不会因而相互敌视。见了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彼此以礼相待。
能做到这一点,乃是由于房子的差别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是历史性的。是住好房子的人家上一辈人解放前花钱买的,非是解放后新中国按什么原则分配的。如果纯属后一种情况造成的,那么她们的嫉妒也许会生出愤懑吧?
因为所谓“公平”二字,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
严格来说,用“羡慕”一词更恰当些。
20世纪50年代,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家家户户都住面积差不多、大小样式差不多、一样的好房子了么?眼前的差别,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不就是在老旧的房子里再熬八年十年么?她们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令人感动的耐心。
有一年,偏脸子的几条街修路,并非是将沙土路修成柏油路或铺成石路,只不过来了些修路工,载几卡车沙土,将坑凹处填平,由轧道机碾压几遍罢了,再加上挖掘阳沟,但大人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以为是开始建设“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信号,接着就会盖起一片片楼群了。于是家庭妇女们奔走相告,无不兴高采烈,积极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去……结果自然是“共产主义”并没由修那几条沙土路开始一鼓作气地实现了。
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是真事。
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又似乎偏偏不予考虑……
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
家庭妇女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几乎家家有袜底板。袜底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更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8小时以外。她们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
被丈夫打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了。而20世纪50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便被粉碎……
她们普遍一年四季身着旧衣,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剪齐肩短发,当年叫“文明头”。无追求,无强欲。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对的是街道的小干部她们也那样。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在她们心目中是大官儿,派出所所长在她们心目中代表着一种令她们畏惧的权威。
我家前街或后街住过派出所所长和科级干部,街道小组长的女人们往往不敢独自去收户口本儿或通知什么事儿,每拽扯上另外几个女人陪着壮胆儿。
哈尔滨市偏脸子一带的这些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据我想来,与正阳河、三棵树、地包、顾乡(哈尔滨地名)等等大面积的城市平民区的家庭妇女们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广之,与全中国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妇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断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许因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城市情况,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的不同。
有统计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女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为最多。
而总体上,她们差不多就是我写的那样。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宏图的时代。
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儿女,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可能实际地对衰老了的她们尽孝心,此前几乎不能。而她们若逝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约儿女们都还在“上山下乡”的尾声中撑持着自己的命运。
那么,真的逝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她们,我粗略按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普遍生活水平算了一下,其终身个人花费,吃穿全包括在内,四五千元人民币。我是按人均十元生活费算的。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城市,人均十元生活费乃中等水平。四五千元人民币,约等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女青年一个月的工资。
一算一想,就更同情20世纪50年代的她们了。
代与代相比,这不同令人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