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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
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
于是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
一年多互无联络。
第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
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没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回的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但此事最终并未办成。
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渐渐地，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
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
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傲气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
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
很知内情的社会人士说：“除了一个陈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里！他对陈例外，那也是认为陈和他背靠同样的大树！否则他敢一贯地傲视冶金部，公开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大唱反调？”
我曾见过一册首钢的内刊《开拓》。周冠五的标准照占据整个封面，内刊中的特大字通栏标题竟是“周冠五同志最新指示”、“冠五书记发表重要谈话”云云。
我不能不认为，我所听到的种种，无论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
于是我决定给北方写一封信。
执笔在手，面对稿纸，竟不知从何谈起。
尽管如此，信还是写了，也寄给他了。
不过只有两行字，是用很粗的签名笔写的，写在一张洁白的打印纸上。
那两行字是——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我是用楷书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的。希望他能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诫。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愿折那一页纸。而且贴的挂号邮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无法将我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录给他的是汉朝刘向的两句话。
没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只不过是对他毕竟帮过我一次的回报。虽则非是我本人求助于他，而是替别人求助于他。
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促使的话，那便是“知青”“战友”间的一种情谊了。倘在他那一方，对我确曾有过的话。我想最初无疑是有的，这我能感觉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后来就消弭了，因为那是我和他都无法长久保持的。好比《红灯记》中李玉和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再后来，收到过以他名义寄来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他的公司将举办晚会。
一名当年的“战友”也收到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
又问：“没空儿？”
我说：“有空儿也不去。”
再问：“为什么？”
我忍不住大声吼道：“你听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扬扬地迈向险境！腐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会物色扩散体的！”
对方沉默良久，低声说：“那我也不去……”
再再后来，就听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经济大案，在全国公布以后，周冠五将因他的儿子又一次“名声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亲，当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钢青云直上，几步跃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
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
有传言说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