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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灰尘？”我笑着问道。
他冲我微微一笑，对我了解他的癖好表示赞赏。
“一粒灰尘也没有，我的朋友！这次反倒很遗憾。”
他那鸟儿般尖锐的眼睛扫来扫去。
“啊！”忽然，他用宽慰的语气说，“壁炉前面的地毯没摆正。”说罢，他弯下腰拉直。
突然，他惊呼一声，直起腰，手里拿着一小块粉红色的碎纸片。
“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他说，“仆人都不打扫毯子下面吗？”
贝克斯接过他手上的纸片，我也凑近了去看。
“你认得出来吗，嗯，黑斯廷斯？”
我困惑地摇摇头，不过那粉红色纸片的独特色调倒是十分眼熟。
局长的脑筋比我转得要快。
“支票的碎片！”他大声说。
这张纸大约两英寸见方，上面用墨水写着“杜维恩”。
“很好，”贝克斯说，“这张支票是开给一个叫杜维恩的人，或者是他开出的。”
“我觉得是前一种情况，”波洛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雷诺先生的笔迹。”
跟桌上的一份备忘录比较过之后，这种说法很快得到了证实。
“天哪，”局长垂头丧气地嘟囔着，“真不敢相信我居然把这个给忽略了。”
波洛大笑。
“这件事教导我们每次都要查看毯子下面。我的朋友黑斯廷斯会告诉你们，任何东西，但凡有一点歪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我一看到那块壁炉毯子没摆正，就会对自己说：‘啊，肯定是推椅子的时候被椅子脚钩住，弄歪了。也许下面有什么东西勤劳的弗朗索瓦丝没注意到。’”
“弗朗索瓦丝？”
“或者丹尼丝，要不就是莱奥妮，反正就是打扫这个房间的人。既然没有灰尘，那今天早上一定打扫过房间了。我来把事件重新组织一下。昨天，也许是昨晚，雷诺先生开了一张支票给一个叫杜维恩的人，后来支票被撕碎了，散落在地板上。今天早上——”
但是贝克斯先生已经性急地按响了铃声。弗朗索瓦丝应声而到。是的，地板上有很多碎纸。怎么处理的？当然是放进厨房的炉子里给烧了！不然呢？贝克斯做了个表示失望的手势，让她走了。接着，他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跑到写字台那里，把死者的支票簿翻找一气，又做了个失望的手势。最后一张票根是空白的。
“别泄气！”波洛喊道，拍拍他的背，“雷诺夫人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个叫杜维恩的神秘人是谁。”
局长的脸色由阴转晴。“没错，我们去问吧。”
当我们转身离开房间时，波洛随意地说道：“昨天晚上雷诺先生是在这儿见客的吧，嗯？”
“是的，可你怎么知道？”
“是这个，我在皮椅的椅背上发现的。”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长长的黑头发——女人的头发。
贝克斯先生带我们从房子的后门走出去，来到一个紧靠房子的放工具的小棚屋前面。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锁。
“尸体就在这儿。你来之前我们刚把它从案发现场移过来，因为摄影师已经拍完照片了。”
他打开门，我们走了进去。被害人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床单。贝克斯先生手脚麻利地揭开盖尸布。雷诺，中等身材，瘦且单薄，大约五十岁，深色的头发中夹杂着不少银发，脸刮得很干净，鼻子细长，两眼间距很近，深古铜色皮肤，是那种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热带天空下的人的肤色。嘴唇向后缩了起来，露出了牙齿，死灰色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极其惊愕和恐惧的表情。
“看他的脸就知道是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波洛说道。
他轻轻地把尸体翻过来。在肩胛骨中间有一块黑色的圆斑，弄脏了黄褐色的大衣。衣服中间有一条裂缝。波洛严密地查看着。
“你知不知道凶器是什么？”
“就留在伤口中。”局长把手伸进一个大玻璃缸中，里面有个小东西，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把裁纸刀。黑色的刀柄，刀口又窄又亮，总长度超不过十英寸。波洛用指尖小心翼翼地试了试已经变了色的刀尖。
“哎哟，真锋利啊！好方便的杀人小工具！”
“可惜我们在上面找不到任何指纹。”贝克斯遗憾地说，“凶手一定戴着手套。”
“当然戴着。”波洛不屑地说，“就算圣地亚哥人也知道这一点，连一个绝对外行的英国小姐也知道——这真是多亏了报纸对贝蒂荣识别法的大力推广。不过，没有指纹我仍然很感兴趣。留下别人的指纹简直简单之至！这样一来警方就该高兴了。”他摇摇头，“我很担心我们的凶手不是个讲究方法的人，或者是他时间紧迫。不过这些以后再说吧。”
波洛把尸体弄回原来的姿势。
“我看到他大衣里面只穿了内衣裤。”他说。
“是的，法官也觉得很古怪。”
就在这时，贝克斯关好的门上传来叩击声。他大步走向前，开了门。是弗朗索瓦丝。她带着残忍的好奇心，正朝房间里面偷偷打量着。
“呃，怎么了？”贝克斯不耐烦地问。
“是夫人，她让我带个口信说她好多了，准备好见预审法官了。”
“好，”贝克斯先生干脆地说道，“通知阿尔特先生，并告诉他我们马上就到。”
波洛回头看着尸体，逗留了片刻。我还以为他会对尸体表示歉意，并大声宣布他会竭尽全力找到凶手。可他开口说话时，内容既平淡又别扭，在当时肃穆的气氛下显得十分不得体。
“他穿的大衣很长啊。”他反常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