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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尘滚滚的中原。公路上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在两团黄雾中行驶着。
后面的一辆，有一个穿解放装的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是司机的助手，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他红头涨脸的，急得两只眼睛都突了出来，向前面大声呐喊着。前面是一辆运煤的大卡车，开得太慢，把路给堵住了。他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车声隆隆，也听不见，或是假装不听见。
好容易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前面的卡车终於良心发现了，退后一步，让后面这一辆走在前面。
“我们也开得慢些，”那助手向司机说：“让他们也吃点灰土。”
司机点点头。
助手把一只手臂攀住车窗，把身体扭过去往後面看着，笑嘻嘻的十分高兴，但是忽然之间，又涨红了脸大喝一声，“他妈的！也让你们吃点灰！”
车上挤满了一车的年轻人，都笑了起来。也有人说：“这司机的作风不好，应当检讨。”
他们都是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这次人民政府动员大学生参加土改，学校里的积极份子都抢着报名参加。这一支土改工作队就是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内中也有几个是今年夏天新毕业的，像刘荃。
他坐在颠簸最厉害的车尾，两只手臂松松的环抱着，架在膝盖上，天气虽然已经入秋，太阳晒在身上还是火烫的。他的蓝灰色夏季解放装被汗水浸湿了，嶙嶙然贴在背上。
树上的蝉声“吱呀……吱呀……”叫得热闹，那尖锐而高亮的歌声，也像眼前这条大路一样的无穷无尽，笔直的伸展下去。
刘荃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一蓬蓬的热风呼呼吹过来，卷起一阵阵的沙土扑在脸上，就像一层粗糙的纱面幕，不停在脸上拍打着。阳光和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皱着眉毛，眯萋着眼，然而仍含着笑容。人个子很高，棕黄色的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右颊有一个很深的酒涡。
“东方红，太阳升”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里唱起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前面来一辆骡车，卡车往路边一歪，半棵槐树和一大丛青芦都扫到车子里面来了，枝枝叶叶，擦得嗤啦嗤啦，响成一片。女同学们尖叫起来，纷纷躲藏着，往旁边倒过去，更加挤成一团。大家又是一阵哗笑。有一个女学生扭下一根树来，在同伴的背上敲着，打着拍子。
唱了他们新学的土改歌曲，“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然而他们最爱唱的还是几支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这样辽阔广大……”
刘荃最喜欢这一个歌，那音调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使他联想到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同时他不由得想着，一群人在疾驰的卡车上高歌着穿过广原，这仿佛是苏联电影里常看见的镜头。
大路渐渐-陷下去，两边的土坡渐渐高了起来，像光秃秃的黄土墙一样的夹道矗立著。这是因为土质松软，骡车的铁壳轮子一辗就是一道沟，千百年来的骡车老在这条道上走着，路就成了个土沟，有一两丈深。坐在卡车上，只看得见平原上黄绿色的树梢。
有人闹坐得腿发麻，大家尽可能的掉换位置，人丛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现在挪了个方向，朝这边坐着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已经没有电烫过的痕迹了，但是梢上还微微有些卷曲。脸型圆中带尖，小小的微凸的鼻子，薄而红的嘴唇。漆黑的一双眼睛，眼梢撇得长长的，有一道深痕。她的蓝灰色的列宁服，袖子高高的卷了起来，直卷到肘弯上面。手臂似乎太瘦一点，然而生在她身上，就仿佛手臂瘦一点，反而更显出一种少女的情味。大风把一片小绿叶子刮了来，贴在她头发上。
不同学校的人，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上车以前，大家曾经挨次报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自我介绍这件事，总觉得带点滑稽意味，所以谁也不好意思郑重出之，不过笑嘻嘻的随便咕哝这麽一声。人多，有许多人也仍旧闹不清楚。然而像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她自己报名，说叫黄绢，是燕京这一期的毕业生，大概全车的男性没有一个没听清楚。刘荃当然也不是例外。
也是因为这人实在太美丽了，偶尔看她两眼，就彷佛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他别过头去，手里拿着帽子当扇子，在胸前一下一下的扇着。扇了一会，自己又觉得这是多余的，车子开得这样快，风呜呜的直吹过来，还要扇些什么。于是把帽子戴到头上去。但是跟着又来了第二个感想，这样大的风，帽子要吹到汽车外面去的，赶紧又摘下来。看看别人，谁也没戴着帽子，自己的帽子本来是不是戴着的，倒记不起来了，越想越觉得恍惚起来。
他没大听见她和别人说话，但是她仿佛非常愉快的样子，常常把她的一把伞伸到车外去，插到树丛中，擦得它刷刷响着，弹得跳起来。
车子里静寂下来了，只听见车声隆隆。大家唱得喉咙都干了，没有再唱下去。折了根树打拍子的那个女孩子叫俞琳，是刘荃的同学，她远远的把那马鞭子似的树枝伸过来，在他肩上打了两下。
“嗳，刘荃，刘荃，还有多少路？”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那树枝又打上头来。“嗳，刘荃！走了一半路了吧？”她偏着头，笑嘻嘻的望了过来。他觉得黄绢也在望着他。
“问我有什么用，你问司机。”他微笑着，心里却很不愿意。大家同学，本来也无所谓，她这神气倒像他们是极熟的熟人似的，很容易使别人发生误会的。他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都是干部了，下级干部最忌闹男女关系。而且现在他们是出发去做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这种作风要给“领导上”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代表“领导上”的是张励同志。张励是个党员，是文化局派下来的，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他大概有三十岁年纪，高个子，很富泰的一张长脸，胡渣子很重，两个青绿色的腮帮子，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唇。在一群青年里面，更加显出他的沉着，他坐在一边，只是微笑着。刘荃认识的人最多，替他一一介绍。刘荃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份子，和其他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经常的有接触。他口才虽然不见得好，人很诚实可靠，又是青年团的团员。张励显然是很倚重他，将他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太阳哂得头痛，大家背对背坐着，都盹着了。卡车颠得厉害，尻骨磨得实在痛，就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昏昏沉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刘荃最後一次醒来，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极浓的土腥气。但是并不是土腥气，而是一种沙土的清香。原来下起雨来了。这卡车上面一点掩蔽也没有，然而这一下雨，大家反而振作起精神，又高声唱起歌来，车也开得更快了，因为地下的浮士化为泥浆，像稀粥似的又黏文滑，车轮就快转不动了。
“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大家互相安慰着。车子如果突然抛锚，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就只有摸黑走到韩家坨，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天已经黑了下来，风景也渐渐变了。不知道什麽时候，汽车已经驰出了土沟，眼界陡然一宽，黄昏的天色绿阴阴的，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阴暗而又明晰。
“到了！到了！”一片欢呼声。
大路旁边一片高粱地，高粱秸子长得比人还高，正是青纱帐的季节。过了高粱地，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然后就看见一丈来高的一道黑土墙，绵延不绝。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洞子，在一瞥之间，也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这一带的村庄，都筑上这样一个土圩于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忽然一阵锣鼓声，土圩子里拥出一簇灯火，也有红星灯，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还有火把，火光在雨中流窜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在那里扭秧歌，一路扭了出来，红绿绸子的飘带都淋湿了，里啦里啦的。又看见一些民兵，头上扎着白毛巾。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喊着口号。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乱，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但是大家当然也知道，这是村子上的人冒雨出来欢迎他们。大家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也都极力的挥着手，大声欢呼着。就在这时候，卡车已经在人丛中开了过去，嗤啦嗤啦溅着泥浆，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让出路来。
卡车并没有开进村口，仍旧往前走了一截子路，然后才嘎然停住了。大家这就背了背包，从车板子上跨过去，扑突扑突跳下车去。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发出那昏黄的光，照著两块直匾，匾上有“三区韩家坨小学校”字样。
这时候扭秧歌的人也跟上来了，大锣小锣一声当当敲着。那雨却下得更紧了。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刘荃只顾照应着大家，一个人落在后面。那黄绢跳下车去的时候，把伞收了起来，下-车再撑开来，但是风太大，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她打着伞赶上去，看见刘荃弯著腰往上跑，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看睑，她就叫了一声“刘同志！”把伞往他那边一送。
“行，行！”刘荃先客气了一声，然后也就接过伞去，说：“我来我来。”他代撑着伞，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这样，他对于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总仿佛她和一切别的女性都不同些。这伞本来不大，完全罩在她头上，在他这一方面，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淋得更厉害，那雨水沿著油纸伞的边缘，亮晶晶的成片的流下来，正落在他头上。黄绢也觉得了，当然也没好说什么，但是大家并排走着的时候，就靠近他些，紧挨着他走。这样，总算这把伞不是完全一面倒，那成片的雨水也不再淋在他头上，变为淋在肩膀上了。
然而这时候也就到了庙门口了。先到的一批人都挤在檐下，抖帽子的抖帽子，拧裤脚的拧裤脚，酒了一地的水。他们这一对最后来到的，大家都望着他们。刘荃自己告诉自己那是他心理上的作用，他仿佛觉得大家对于黄绢总特别注意些，说是“虎视眈眈”也许太过分了，但是空气里似乎确是有点异样。一上了台阶，他把伞交还给黄绢，谢了她一声，就匆匆的走开了。
几个村干部围着张励说话。张励给他们大家介绍。支部书记李向前是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高领子的白布小褂，一双很精灵的大眼睛，眼泡微微凸出来。
“同志们来了，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李向前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要向你们多多学习。”
“哪里哪里，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张励说。
“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李向前对农会组织孙全贵说：“快让他们烙饼。”又向工作队员们抱歉的笑着说：“预备了三十斤白面，五十个鸡蛋，这天热，肉留不住，也没敢杀猪，不准知道今天来得成来不成。”
“可千万别费事，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张励说。
“用吃白面了，”刘荃插进来说：“其实也不用另外给我们做饭，大家都去吃派饭得了。”
李向前搔著头皮，把眼睛望著他们，嘴里唏溜唏溜的笑著。“下这麽大雨，就在这儿吃一顿吧，早一点歇著，同志们今天也辛苦了。”
“也不费什么事，东西都现成，都现成。”孙全贵说。
“我看，我们也不必和大伙儿闹对立，”张励微笑著向刘荃说：“无论什么事，总得结合实际情况，不能死脑筋，说一定要怎么着怎以着，那也是一种教条主义。”说到这里，呵呵的笑了起来。
刘荃真没有想到，一开口就碰了这么个钉子。再一想，究竟自曰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这次下乡，也不过是来见习见习的，大概张励嫌他锋芒太露了，故意当着人挫折他一下，好在工作队里建立起威信来。他这样想着，心里虽然仍旧有些不平，也就忍耐下去了，脸上也是含著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