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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远离公众的视线”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祖先叫阿伟拉多（Averardo），是一名英勇的骑士，曾效忠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有一次，阿伟拉多在去罗马的途中经过托斯卡纳地区，在佛罗伦萨以北的一个叫穆杰洛（Mugello）的地方遇到了一个野蛮的巨人，当地的贫苦农民深受其害。阿伟拉多与巨人交战并最终将其杀死，但是他的盾牌上留下了多处巨人挥舞狼牙棒猛击的凹痕。查理曼大帝为了奖励阿伟拉多的英勇行为，许可他将盾徽制成金底饰以红色小球的样式，象征着盾牌上的凹痕，以此纪念他伟大的胜利。从那以后，这也成了美第奇家族的标志。[1]另外一种不那么戏剧化、可信度更高的说法则是红色小球象征着药丸或拔火罐。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美第奇家族很可能是医生或药剂师，祖上则有可能是从穆杰洛迁到佛罗伦萨来的烧炭人。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红色小球代表钱币，是当铺的传统标志。
起码可以确定的是，在后来这些年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家族。他们随着这个城市的繁荣而发展壮大，而且偶有家族成员在政府里担任官职。第一个成为首席执政官的美第奇家族成员是阿尔迪戈·德·美第奇（Ardingo de’Medici），他在1296年当选这一要职。而他的兄弟古乔（Guccio）不但在三年后也当选为首席执政官，还获得了死后入殓四世纪石棺并被安葬在圣乔瓦尼巴蒂斯塔黑白八角教堂（San Giovanni Battista）外的殊荣，这个教堂也被称作洗礼堂（Baptistery）。另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阿伟拉多，也就是科西莫的曾曾祖父于1314年当选首席执政官。然而自那以后，美第奇家族似乎经历了一段衰落期。阿伟拉多的一个孙子菲利诺·迪·孔特·德·美第奇（Filigno di Conte de’Medici）在一本写给子孙的短小回忆录中就哀伤地提到了这段时期。他庆幸他的家族在佛罗伦萨还有几处不大的房产及两座宫殿、一个旅馆，以及在穆杰洛的卡法焦洛（Cafaggiolo）地区有“周围围绕着房屋的半个宫殿”。他们依然生活富足，但是和以前相比就相差甚远了；至于社会地位，则是“依然重要，但本可以更高”。曾经，人们会说“你看起来像个美第奇”，并且人人敬畏他们，然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Salvestro de’Medici）是菲利诺的一个堂兄弟，他在1370年和1378年先后两次当选首席执政官，重新恢复了家族的荣耀。梳毛工起义那一年，萨尔韦斯特罗对起义团体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起义成功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声誉也获得了大幅提升。不过最终起义失败，萨尔韦斯特罗和美第奇家族也受到重创。从那时起，美第奇的名字就和遭主宰这座城市的领袖家族忌讳的起义分子们联系在一起了。
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一直想要打消对他家族的质疑。他可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阔少爷：他父亲留下的那点儿可怜的遗产要分给一个遗孀和五个儿子。所以，乔瓦尼自己挣到钱之后就发誓绝不让这份财富再受到任何威胁。乔瓦尼像他的父亲一样对社会下层民众充满同情，所以也受到下层民众的爱戴。但乔瓦尼本身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十分清楚佛罗伦萨人对野心过度的市民是出了名的不信任。所以，他一直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的焦点，靠自己迅速发展起来的银行生意积累财富。
乔瓦尼被视为一个善良、诚信、通情达理且有人情味的人，他本人也乐于接受这种名声。不过，人们也不会忽视他那总是微眯着的双眼中透出的精明世故，以及那宽阔的下巴显示出的坚毅决绝。乔瓦尼从来不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言语中偶尔闪烁的智慧火花也往往被其苍白脸上天生的哀怨表情所掩盖，从而让人对他放松警惕。乔瓦尼本就富有，他的妻子皮卡尔达·布埃利（Piccarda Bueri）更是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但是起初乔瓦尼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科西莫和洛伦佐（Lorenzo）——一直住在拉尔加街（Via Larga）上一栋不大起眼的房子里，后来才搬到了主教堂广场（Piazza del Duomo）一所略大一些但依然简朴的房子，这里靠近当时尚未完工的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2]不少低级别的商人会故作姿态地远离公共生活，如果可以的话乔瓦尼倒真愿意完全避开公众的视线，待在佛罗伦萨的房子和他的乡村别墅中，待在主教堂广场的办公室和红门街（Via Porta Rossa）[3]上离现在的诺沃市场（Mercato Nuovo）[4]不远的银行里。但是在佛罗伦萨，如他的孙子日后所说的那样：不在政府里就职的富商是不能获得成功的。
尽管不情愿，乔瓦尼还是在1402年接受了执政官一职，并在任职的两个月中被选为首席执政官。后来他又两次当选，分别是在1411年和1421年。除了这几次经历之外，乔瓦尼很乐意躲在账房里，为公共基金和私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或者投资附近乡村的土地。他乐意给不再享有政治权利的失势贵族们代理财产业务，却委婉地反对他们要求重获公民权利的政治诉求，而这也是他唯一明确持有的政治立场，除此之外就任由富有的阿尔比奇（Albizzi）家族通过他们的朋友和执政官候选人来掌控政府。
不得不说，即便是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们也没有在这一家族的统治时期有什么不满，这段时期恰好也是佛罗伦萨相对繁荣发展的好时期。阿尔比奇家族的统治非常严苛：反对者一律要被逮捕、流放、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佛罗伦萨的边界不间断地向外扩张。到阿尔比奇家族当政时，他们掌管的地域早就超越了城墙围起的这个城市。此时的佛罗伦萨包含了皮斯托亚（Pistoia）和沃尔泰拉（Volterra），以及1351年从那不勒斯女王手里购得的普拉托（Prato）等乡镇。鉴于阿尔比奇家族成功地控制了政府，他们不仅占据了阿雷佐（Arezzo），还在1406年通过占领比萨（Pisa）及比萨港（Porto Pisano），开通了一条能让佛罗伦萨直接通向大海的通道。后来，阿尔比奇又于1421年从热那亚人手中买来了里窝那（Leghorn）。
佛罗伦萨的第一艘武装战船就是在比萨港举行的下水仪式。购买港口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共和国的财富，也给长期以来作为支柱产业的羊毛和布料交易增添了助力。世世代代以来，大批的羊毛都是从英格兰、低地国家及托斯卡纳的山丘和山谷地区运到佛罗伦萨进行加工和染色，然后再出口。在黑死病降临之前，这一行业养活了近三万人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羊毛和布料商人的行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长久以来都在佛罗伦萨的政府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城市里一些最豪华的建筑也是在他们的授意之下建造起来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委托羊毛业行会的官员管理的，该协会的象征——羔羊图案——也醒目地出现在了教堂的墙上。
乔瓦尼拥有两家羊毛工厂，所以他是羊毛业行会的会员。但是，由于他最主要的生意是银行，所以他也是银行业行会的会员。银行业行会的声誉从1252年开始有所提高。当时城市里的银行家们发行了一种美丽的小金币。金币背面是佛罗伦萨的拉丁文名称（Florentia），正面则选用了百合花的图案，百合正是这座城市的象征。[5]这种货币就是著名的弗罗林金币（<i>fiorino d’oro</i>），它在世界上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花朵币（the flower），也叫佛罗伦萨币（florence）或弗罗林币（florin）。一枚弗罗林币里含有54格令[6]的纯金，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英镑。一个年收入150弗罗林币的人可以生活得很宽裕。当时城里一栋带花园的小房子一年的租金大概是35弗罗林币；一栋豪华宫殿大概能卖到1000弗罗林币；一个女仆一年的薪水超不过10弗罗林币，购买一个奴隶也不过50弗罗林币。很快，弗罗林币就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全欧洲流通起来，这完全是出于对发行它的城市和在那里营业的银行的信任。到1422年，流通中的弗罗林金币的数量达到了两百万枚；仅在老市场广场周围，就有72家银行和证券交易行，其中最兴旺、发展最迅速的，无疑就是美第奇的银行。
乔瓦尼的一个远房堂兄，维耶里·迪·坎比奥·德·美第奇（Vieri di Cambio de’Medici）于14世纪就在罗马开设了分行。威尼斯和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加埃塔（Gaeta）也都有美第奇的分行。乔瓦尼·德·美第奇起初就是在他堂兄维耶里的分行里做学徒，后来在日内瓦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分行，接着又在罗马开了第二家。后来随着比萨港口的业务激增，他又在布吕赫（Bruges）和伦敦分别设立了代理行。不过与其把乔瓦尼业务的蒸蒸日上归因于佛罗伦萨羊毛交易的繁荣，倒不如说是他与教皇的密切关系。
对于乔瓦尼这样一个保守、谨慎的银行家来说，1410年当选教皇的巴尔达萨雷·科萨（Baldassare Cossa）绝对不是一个典型的可结交之人，他们之间建立友谊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科萨是一个感观至上、热爱冒险、无所顾忌而且极度迷信的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那不勒斯家族，曾经当过海盗。当他决定投身圣职的时候，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都坚信，他这么做绝不是为了服侍上帝，而是为了寻找新的冒险，而他的人生也的确称得上一次大冒险了。
当时，教会正因为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皇与罗马的教皇分庭抗礼而陷于困境。为了终结这场将整个欧洲分化为几个阵营的“教会大分裂”，各方于1409年在比萨召开会议，会议达成的决议是罢黜阿维尼翁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ⅩⅢ）和意大利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Gregory Ⅻ），同时选举了新的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Ⅴ）。结果亚历山大五世刚刚当选就宣布会议终止，而被罢黜的两个教皇也都拒不承认会议的决定。这样一来，不但情况没有好转，竞争的教皇反而从两个变成了三个。亚历山大五世去世后由科萨继位，他选择的称号是约翰二十三世（John ⅩⅩⅢ）。为了化解这一僵局，德国君主西吉蒙德（Sigismund）尝试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开新会议。到1414年年底教皇约翰前往康斯坦茨时，就有美第奇银行的代表随行，他们俨然已经成了教皇的金融顾问。
至此为止，美第奇家族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教皇御用银行家的地位。以阿尔比奇、里齐（Ricci）和斯皮尼（Spini）家族为主的其他佛罗伦萨银行在过去也曾作为教廷的财务代理机构；相对于他们来说，即便是乔瓦尼在1386～1397年大幅提高了银行业务量之后，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业务依然算少的。然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位期间，美第奇家族却成了最主要的教廷业务代理者。据说美第奇银行是为教皇筹集了一万达科特金币（ducats）的买官钱才获得了教廷代理的美差。不过，1403～1410年间，科萨还在博洛尼亚（Bologna）任教皇使节一职时，他就已经与乔瓦尼保持通信并有大量业务往来，他还称乔瓦尼为“非常亲近的朋友”。
科萨当选教皇后，美第奇家族就开始利用与教皇办公室之间有利可图的关系，因为教廷的收入和开支都是由这个办公室负责的。同时美第奇银行还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与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劳斯（Ladislaus）交战时最主要的支持者。那不勒斯国王支持的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也就是教皇约翰的两个竞争者之一。最终教皇约翰与那不勒斯国王于1413年握手言和，依照停战条约的规定，教皇须向那不勒斯国王支付95000弗罗林币，这笔款项自然也是由美第奇家族主要负责筹集的。作为抵押，教皇向美第奇银行旗下的一家罗马分行交付了两顶宝贵的主教法冠和大量的主教板。这样的交易其实并不符合乔瓦尼的品位，但是成为教廷财务代理便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一点小小的代价总是要付的。至于与教廷财务相关的业务到底有多大的利润，从一点就足以见得，那就是当时美第奇银行全部利润的一半都是由罗马的两家分行贡献的。
不过在召开康斯坦茨会议时，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有所动摇。教皇约翰于1414年10月底抵达康斯坦茨，迎接他的是一连串指控，包括传播异端邪说、买卖圣职、专制暴政、毒杀前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以及引诱至少两百名博洛尼亚女子。教皇约翰不得不装扮成一个背着弓箭的平民才得以逃出康斯坦茨，可是他很快就被出卖并带回康斯坦茨听候处置。最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都被罢黜。会议还接受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的辞职，并选举了新的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
此时的教皇约翰已是贫病交加，他在海德堡城堡里被关押了三年，直到美第奇家族再次对他伸出援手。通过他们在威尼斯的分行，美第奇家族筹集了38500莱茵盾的赎金来换取约翰的自由。被罢黜的教皇在获得释放之后，由巴尔托洛梅奥·德·巴尔迪（Bartolomeo de’Bardi）（很快他就将成为美第奇罗马分行的经理）陪同来到佛罗伦萨，并受到了乔瓦尼·德·美第奇的欢迎。在他仅剩的几个月的生命里，美第奇不但为他提供了住所，还出面向马丁五世求情，最终为他谋得了图斯库鲁姆（Tusculum）枢机主教的职位。
当时马丁五世也住在佛罗伦萨，他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Santa Maria Novella）住了两年。[7]马丁五世是一个温柔单纯的人，但是他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并没有乔瓦尼所盼望的那么亲近和友好。他们曾经因为一个珍珠镶嵌的主教法冠而发生过矛盾。这个法冠是教皇约翰逃出康斯坦茨时抵押给美第奇的，后来马丁五世威胁将美第奇家族逐出教会，才最终迫使他们将法冠交还给教堂总管。在执行教皇约翰的遗嘱时，双方又出现了分歧，因为约翰在遗嘱中规定要将自己保有的施洗者圣约翰的一根手指留给美第奇家族。教皇约翰对圣物的信仰是无限的，所以一直把它带在身上。随后，他们还为洗礼堂外教皇约翰坟墓上的刻字而争执不下，因为墓碑基座上刻着“教皇约翰二十三世”（Ioannes Quondam Papa ⅩⅩⅢ），而这样的碑文让现任教皇马丁五世认为受到了冒犯。
1420年9月9日，教皇马丁离开佛罗伦萨，启程前往罗马，随行的还有12名枢机主教。佛罗伦萨的官员、各个行会和院校的代表，还有统一着装的旗手组成的长龙，护送教皇到达圣皮耶尔·加托里尼门（Porta di San Pier Gattolini），在那里教皇向众人赐予祝福。此后教皇途经圣加焦（San Gaggio）的女修道院——依据当时一位编年史记录者的记录——“他下了马，要求女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女都到他面前来，他逐个祝福她们，并隔着面纱亲吻了她们的额头”。
乔瓦尼·德·美第奇也在送行的队伍之中，他被选为有权使用金色马刺的四骑士（<i>Cavalieri</i>）之一。看着教皇离去，乔瓦尼心中只有担忧，因为他的家族银行与教会的关系已经如履薄冰。虽然美第奇家族没有被完全排除在教廷业务之外，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享受任何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时期曾拥有的特权。此时最受教廷偏爱的变成了美第奇家族的老对手——斯皮尼家族。[8]然而到了1420年年底，斯皮尼公司突然宣告破产。在此之后不久，美第奇在罗马的经理就接手了斯皮尼的生意，他的分行也很快恢复了曾经的显赫地位。没过几年，美第奇家族的银行不仅成了意大利最成功的商业公司，更是一举成为全欧洲最能赚钱的家族事业。对于这样的成果，乔瓦尼作为父亲当然功不可没，而他的长子也同样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科西莫出生于1389年9月27日，他的生日正好也是基督教殉道者科斯马斯（Cosmas）和达米安（Damian）的纪念日。这两个人被认为是医师的守护神，在科西莫订制或是为向他致敬而创作的油画作品中就经常出现这两个人的身影。科西莫年幼时在卡马尔多利会（Camaldolese）的安杰利圣母修道院（Santa Maria degli Angeli）[9]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会了德语、法语、拉丁语，同时对希伯来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也有涉猎。后来，和佛罗伦萨其他富商家的少爷们一样，他也开始聆听罗伯托·德·罗西（Roberto de’Rossi）的讲座或课程。罗西本人也出身于一个古老富有的佛罗伦萨家族，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罗伯托·德·罗西极具启发性的教导下，以及和安杰利圣母修道院同学们的交谈中，科西莫获得并发展出了一份对古典知识和古典理念的尊敬和对人们现世生活的兴趣。他参与讨论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中年，而对人类的兴趣则一生未变。科西莫绝对称得上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和这个圈子里其他人文主义者相比，科西莫算不上最博学的，但是就连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都对他称赞有加。佛罗伦萨人在这位教皇眼里都是“利欲熏心的奸商，听不进一点儿高尚的东西”，只有科西莫是个有文化、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比一般商人更有修养”。确实没有几个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手稿的了解能超过科西莫，因为他年纪尚轻时就已经开始收藏了；更没有什么人像他一样在公共生活中坚持人文主义理想的重要性。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演讲和雄辩等人文主义者们必备的技能，但他从不质疑那些靠这些技能在佛罗伦萨社会担当重任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其实都有着和科西莫类似的家庭背景，但科西莫和他们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如他的父亲一直教导的那样，科西莫迫切地想要远离公众视线。
科西莫很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就算有必要，他也从不会带一名以上的随从。他的穿着总是很低调，小心地把靠墙的路让给老年人走，并“最大限度地遵守治安法官的要求”。科西莫还总是把扮演英雄、出风头的机会留给其他大家族的后裔们，比如1428年在圣十字广场上举办的大型比赛中，[10]伟大的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1]的儿子洛伦佐赢得了胜者的桂冠，而科西莫以及美第奇家族其他成员的出席都未被提及。若是有人就生意上的问题向科西莫寻求帮助或征求他的建议，科西莫会认真聆听来访者的问题，然后简短直率地给出见解，让人觉得他好像吝于结交朋友似的。不过，老百姓们依然爱戴他、信任他。在他年老之后，本就灰黄的脸色加上岁月的痕迹，让他看起来总是带着一副讽刺的神情，他那总是简短模糊的评论又加重了话语中嘲笑的意味。但即便如此，他的言行举止依然让人觉得可亲而非可惧。
科西莫与乔瓦尼·德·巴尔迪（Giovanni de’Bardi）的长女孔泰西纳·德·巴尔迪（Contessina de’Bardi）结婚时只有二十几岁。巴尔迪是他父亲在罗马分行的合伙人之一。巴尔迪家族曾经也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是和佩鲁齐（Peruzzi）、阿恰尤奥利（Acciaiuoli）家族一样，他们借给包括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和那不勒斯的安茹国王罗伯特（Robert，the Angevin King）在内的各个君主的贷款比收回的还款多太多，以至于他们的生意经常难以为继。孔泰西纳结婚时给丈夫带来的嫁妆算不上多，尽管其中包括坐落在巴尔迪街（Via de’Bardi）上的巴尔迪宫（Palazzo Bardi），这条街上所有的房产原本都是属于巴尔迪家族的。[12]科西莫夫妇随后搬进了巴尔迪宫，所有房间也随之低调地换上了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皮耶罗（Piero）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正如给科西莫的祝福中所写的那样：“上帝保佑你，让你与高贵、杰出的新婚妻子在新婚之夜就能孕育出一个男孩儿。”
孔泰西纳是一个缺乏想象力、挑剔且爱管闲事的女人，热爱美食，身材肥胖，但是也很能干，天性乐观、一心顾家、不善交际。她的受教育程度远不及其孙女们将来所能接受的那样，所以和其他佛罗伦萨人的妻子们一样，她是不被许可进入丈夫的书房的。科西莫很喜欢妻子，但也谈不上如胶似漆，那些因公事与妻子分开的日子并不难熬，他也极少写信给她。
他们第一次分开是在1414年。据他的朋友——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说，时年25岁的科西莫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起去参加康斯坦茨会议，一走就是两年。教皇被废黜之后，科西莫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北游历了很多城市，也访问了美第奇家族在德国、法国和佛兰德斯地区的分行。教皇约翰去世后，科西莫回到了佛罗伦萨，但是没过多久他又作为罗马分行的经理动身前往罗马了，而他的妻子则留在巴尔迪宫照顾大儿子皮耶罗和小儿子乔瓦尼。
科西莫在担任罗马分行经理的三年多时间里，只偶尔回佛罗伦萨探望家人，其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位于蒂沃利（Tivoli）的房子中，由一名叫马达莱娜（Maddalena）的女奴照看。这名女奴是科西莫的一个代理从威尼斯替他买来的，并且确认她是“一个健康的处女，大约21岁，没有任何疾病”。科西莫很迷恋她，与她同床共枕。马达莱娜为科西莫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卡洛（Carlo）。这种事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卡洛和孔泰西纳生的儿子们一起生活，同样接受正规、全面的古典教育。卡洛的外貌有明显的切尔克斯人特征，他长大后进入了教会，并且借助他父亲的影响当上了普拉托教区牧师（Rector of Prato）和教廷最高书记（Protonotary Apostolic）。[13]
科西莫在罗马成功避免了引起佛罗伦萨敌人的嫉妒，可是回到佛罗伦萨没多久，他出众的才能及所谓支持社会下层民众（<i>Popolo Minuto</i>）、反对大领主（<i>Magnati</i>）的观点就重新引起了阿尔比奇家族的怀疑。
科西莫的父亲一生谨慎小心，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谦逊温和的印象。当阿尔比奇家族试图拉拢他参与加紧对共和国政府的控制、稳固寡头政治的计划时，他拒绝了；阿尔比奇家族的对头们听闻此事，立刻跑来拉拢乔瓦尼加入更激进的抵制寡头政治的活动，乔瓦尼给出的答复是他没有任何想要改变政府现状的意愿，不论发生什么，他都只想专注于自己的生意，对政治活动分身乏术。与之类似，当阿尔比奇家族提议通过设立一种新的收入和财产税（<i>catasto</i>）来改革佛罗伦萨不公平的税制时，乔瓦尼也是在极其慎重地考虑了整个提议之后才表示支持，但是仍附加了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以至于谁也琢磨不透他的真实态度。
乔瓦尼一生克己，从不给人嫉妒的理由，总是避免做出承诺，临死前还在病榻上叮嘱两个儿子要效仿他的做法：对富人和权贵不冒犯，对穷人和弱者要永远慷慨。
不要表现得像是在给出建议，而是要在对话中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除非是受到召唤，否则不要前往市政厅；即使被召唤前往，也只要完成被安排的任务就好；得到了认可也不要表现出骄傲……避免法律诉讼和政治争议，时刻避免进入公众的视线……
后来科西莫也给自己的儿子们留下了类似的忠告，但是抛开谦逊的外表和沉默寡言的举止不谈，科西莫其实远比他父亲更有野心，他立志要让自己的财富发挥不同的作用，而阿尔比奇家族也对科西莫的每一步举动都充满疑虑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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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第奇家族标志上的小球从来没有确定的数量。最初是12个；到科西莫·德·美第奇时代则以7个为常见，比如美第奇宫东南角的盾牌上就是7个，可是在圣洛伦佐教堂高坛一角的韦罗基奥制作的圆盘上却是6个。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的天花板上是8个，公爵科西莫在王室祭堂（Capella dei Principi）的坟墓上是5个，大公费尔迪南德的观景城堡入口的盾徽上是6个。
[2] 圣母百花大教堂，也被称为杜奥莫教堂，其修建工程始于十三世纪末，由阿诺尔福·迪·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设计。布鲁内莱斯基的圆顶直到1436年才完工，而外部的装饰在十年之后他去世时都没有完成。新哥特式正面是十九世纪末建造的。
[3] 红门街当时属于达万扎蒂宫（Palazzo Davanzati）（9号），属于达维奇家族，是他们在1330年前后建造的，现在这里变成了博物馆。
[4] 诺沃市场现在被称为稻草市场，是乔瓦尼·巴蒂斯塔·德尔·塔索（Giovanni Battista del Tasso）在1547年至1559年间建造的。
[5] 佛罗伦萨建筑物上的佛罗伦萨百合标志没有美第奇的小球多，在佣兵敞廊（Loggia dei Lanzi）后面老造币厂（old Mint）的十五世纪门廊上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百合标志。
[6] 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1格令约等于0.0648克。——译者注
[7] 圣玛丽亚诺韦拉的多明我会教堂和修道院是从十三世纪中期开始修建的，到十六世纪完工。从为教皇马丁五世修建的房间可以俯瞰整个大庭院。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瓦萨里对教堂内部进行了重新装修。鲁切拉伊、巴尔迪和斯特罗齐家族都在这里修建了家族教堂。大庭院里的一个小教堂于1515年由雅各布·卡鲁齐·蓬托尔莫（Jacopo Carrucci Pontormo）和里多尔福·吉兰达约（Ridolfo Ghirlandaio）进行重新装修，为的是迎接教皇莱奥十世乔瓦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来访。
[8] 斯皮尼家族十三世纪晚期冷峻风格的宫殿，现在被称作斯皮尼费罗尼宫，位于托尔纳博尼街和天主圣三桥边的阿恰尤奥利河滨大道的交会处。向下游方向的下一个宫殿就是十四世纪的吉安菲廖齐宫。再向下游走隔几个门是十七世纪的科尔西尼宫（科尔西尼河滨大道，10号），这里的画廊偶尔会向公众开放。
[9] 安杰利圣母修道院现在成了圣玛丽亚诺瓦医院的一部分。其中人们所知的阿尔法尼街（Via degli Alfani）上的安杰利圣母八角形小教堂（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是1434年起按照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建造的。
[10] 圣十字广场会举行传统的锦标赛，包括战车赛和足球比赛。一块写着1565年2月10日字样的牌匾标记了足球场地的中心。
[11] 帕拉·斯特罗齐雇佣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来创作自己父亲的家族教堂的祭坛装饰品《贤士来朝》。这个奥诺弗里奥·斯特罗齐的家族教堂就在圣三一教堂里。这幅祭坛装饰画里描画了多位斯特罗齐家族成员，现在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多明我会的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中的斯特罗齐堂里有一幅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Andrea Orcagna）创作的祭坛装饰画以及纳尔多·迪·乔内（Nardo di Cione）创作的壁画。斯特罗齐家族的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后来归属了伟大的洛伦佐。
[12] 巴尔迪街几乎全是由巴尔迪家族重建起来的。在他们修建巴尔迪宫（现已不存在）之前，这里就是一片叫作蚤窝（Borgo Pigiglioso）的贫民窟。圣十字教堂里的十四世纪巴尔迪家族教堂里有乔托及其助手创作的壁画。
[13] 卡洛·迪·科西莫·德·美第奇也是一位谨慎的收藏家。罗杰·范·德·韦登（Roger van der Weyden）的《埋葬》（<i>Entombment</i>）就是他的收藏品之一，现在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