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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格斯朝我走来时，并非想找随军教士说话。甚至在我站起身露出领口的十字架之前，他大概还没认出我。最初他只想要支烟。
他脸上的血痕或横或斜，他的双手和衣袖也沾着血迹。他不愿直视我，眼神狂野而空洞。脸上不时闪过转瞬即逝的暴戾神色，像是被激怒的狗面部痉挛般的扭曲。
我递给他一支烟，用我的烟点着了。罗德里格斯深吸了一口，呼出一团烟雾，然后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班，脸上重现出暴怒的表情。
二十年前，早在我成为神父以前，我曾是个次重量级拳击手。愤怒有利于在搏斗前激发你的斗志，但一旦搏斗开始有些东西便起了变化。内心涌起一种喜悦，一种服从感。那不是基督徒特有的感觉，却很有力量。身体的攻击性有它自身的逻辑和情绪。那正是我从罗德里格斯脸上看到的，愤怒转化为暴力前的短暂间隙。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正在派遣期的第四个月，两人站在查理连[38]。医疗室外，外科大夫刚宣布了我们营的第十二例阵亡：登顿·查希亚·藤田。我当天才得知藤田的全名。
罗德里格斯身体精瘦、肌肉紧绷，似乎一触即发。我蜷缩在风里，紧紧攥着手里的烟，仿佛它能令我镇定下来。自从事儿童临终关怀工作以来，我就对医院心有余悸——一见到针头我就满脸苍白、倍感虚弱，仿佛血液同时从我的四肢抽离——而医疗室里正有一条腿被锯掉。那是罗德里格斯的另一个战友约翰·加勒特，他和藤田同时受伤。加勒特的全名我也是刚刚知晓。
罗德里格斯笑了笑，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
“神父。”他说。他回头看了看他的班，所有人都焦急等候着战友的消息。他们站在几码之外，听不见我们的对话。罗德里格斯忽然显得很紧张：“我想和你聊聊。”
遇袭后陆战队员有时想和牧师谈话，或者找战斗心理辅导。他们要么愤怒，要么悲痛，要么在两者间徘徊。但我从没见过罗德里格斯这样的，我不太想和他独处。
“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去忏悔。”他说，瞳孔缩成一个小点。我这才意识到他可能嗑了药。酒精、大麻、海洛因——这些都不难搞到，只要你找对了某个伊拉克人。
罗德里格斯又笑笑，依然抿着嘴角。“棒球比赛时他是个不错的游击手。”他说。最开始我没意识到他说的是谁。“算不上很棒，但不错。”
“我得进去了，”我说，“看看大夫们处理得怎么样了。”
“好的，长官，”他说，“我会来找你的。”
在截肢手术后，罗德里格斯却不见了。
藤田的追悼会上，我选读了《弟茂德后书》中的一段：“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39]我尽力为追悼会定下一个合适的基调。
查理连的连长博登上尉在我之后发言，他告诉集合的陆战队员，他们会“让那帮狗娘养的血债血偿”。士兵们听了只是象征性应和一下。大家对博登的期望值仅限于此。他这人会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对领导力的理解就是“带着我的陆战队员上战场，把敌人的屎扁出来”。这种带队方式只对那些没打过仗的十九岁毛头伙子管用。但在性命攸关时，陆战队员所需要的不只是纯粹的、不假思索的勇猛。不假思索的勇猛会送了他们的命。此次派遣因为这个原因牺牲的士兵已经够多了。
罗德里格斯作为藤田最好的朋友下一个发言。他比上次我见他时冷静一些，他说到藤田其实喜欢伊拉克人。大家都觉得最好直接用核弹轰炸这个国家直到沙漠变成一块平板玻璃，而藤田是班里唯一反对的人。罗德里格斯苦涩一笑，望着人群说：“有人逗他，说藤田在外面干过穆斯林，他们能闻得出。”感觉罗德里格斯在斥责在场的人。他班里的陆战队员面面相觑。那一刻我犹豫自己是否该插句话，但罗德里格斯继续讲了下去，后面的致词又回到更为传统的赞颂的路子。
仪式余下的部分一如往常，令人心碎。军士长大声点名时，一些陆战队员掩面而泣，一些队员放声大哭。
藤田班的战友来到阵亡士兵十字架前，他们紧靠着彼此跪下，手臂搭在彼此的肩上，紧紧相拥，团在一起默默地哭泣。披上装备时，陆战队员是令人生畏的勇士。缅怀战友时，他们就像孩子。他们依次站起来，抚摸十字架上的头盔，然后走到后面。博登队长站在那里，厚实的方脸上写着他那冷酷而愚蠢的决心。
仪式结束后，豪珀特上士在小教堂后的吸烟坑前召集了一群人。豪珀特是二排的代理排长。原来的排长福特中尉在派遣首个月的一次爆炸袭击中牺牲了。
虽然从吸烟坑望不见远处的城市，我还是把目光从豪珀特身上移开，投向城市的方向。查理连每天都驻扎在拉马迪市。我也常去，但只是去前方哨所，从没参加过战斗。我只是一名牧师。我一直很忙，总得加班，但大多数日子仍可以在基地里自己的床上醒来，在相对安全的处所祷告，也只是远远地听着暴乱的声响。奥古斯丁所深爱的罗马城惨遭劫掠时，他在安全之处布道，只能无奈地重复他无法确认的讯息：“可怕的消息传来：屠杀、焚烧、掠夺、蹂躏。诚然，我们耳闻的诸多事情，充斥着咆哮和哭泣。我们的悲伤无可劝慰，我也无法否认，是的，我无法否认人们在那座城市里犯下了许多、许多的罪行。”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的目光回到豪珀特身上，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布道，一种简单的、基于日常巡逻经验的布道。“我们该做些什么？”豪珀特对零散围过来的二排战士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说：‘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给你们电。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帮你们修好下水管道。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保障你们的安全。但是，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是最坏的敌人。如果你们他妈的跟我们作对，你们会活在屎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好吧，那我们就活在屎里。”他指了指城市的方向，手重重拍下来，像在打飞虫。“操他妈的。”他说。
我回到教堂后不久，罗德里格斯就来找我了。我正在整理教堂一侧壁橱里的糖果——心怀感激的美国民众给部队寄来成堆的糖果、肉干和豆豆公仔，我会把那些爱心包裹分发给各个排。随军牧师会收到大量的寄给“任何陆战队员”的爱心包裹，多到不知如何处理。不过这种过剩也有好处，就是当陆战队员想和牧师交谈时，他们可以把来教堂取零食当作借口，而不必告诉战友自己出了心理问题。
罗德里格斯默默走进狭小的教堂。他的神经不再像我们首次交谈时一般紧绷，但那种紧张还在，在他的眼里、他的手上，和他局促不安、必须不断走动的举止中。他们说，在拉马迪巡逻时你不是在走，而是在跑。
“你知道当时我们在干什么吗？”他说，“藤田中弹的时候。”
“不知道。”
“没人知道。”他说。他狐疑地环顾四周，仿佛担心随时会有人闯入。“没人觉得我该和你谈话，”他说，“一个他妈的神父能说什么？无论是谁，又能说些什么？你知道没人把神父当回事儿，对吧？”
“那是他们的错。”
“我尊重神父，”他说，“大多数神父。那些恋童癖除外。你不是个恋童癖，对吧？”
罗德里格斯是在试探我。“为什么这么问？你自己呢？”我双臂交叉，故意盯着他，让他明白他这话我并不受用。平常我会更严厉，甚至还会搬出军衔压他，但在一场追悼会后我不能这么做。
罗德里格斯举起一只手。“我尊重神父，”他重复道，“同性恋和恋童癖除外，而是，你知道，那些正常的神父。”
罗德里格斯四下看看，深吸了一口气。
“你知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他妈被袭击。”他说。
“我知道你们负责的街区很乱。”
“每一天。操，他们曾经一周之内三次在市政中心袭击我们。自杀式袭击。那些疯子。要让他们停手，就得对‘灰色战舰’和‘瑞士奶酪’[40]来次空袭。该死的真主等候室[41]。杀了那群混蛋。你到街上去参加一次突袭，只要多停留一分钟，你他妈就被炸飞了。”
他的脸一阵扭曲，我曾见过的充满愤怒的痉挛快速闪过。“你记得韦恩吗？”他说，“韦恩·贝利？你记得他吗？”
“是的。”我轻声说。我特意要求自己记住所有阵亡士兵的全名。而贝利是生前和我有接触的死者中的一个。记住他的名字来得容易些。
“我们在检查一所操蛋的学校。他们让我们原地待命。我们用无线电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离开，他们还是说，不，留在那儿。我们说，我们停留太久了，肯定会出事的。但那些伊拉克人迟到了，我们必须服从命令。那儿有一群孩子，第一枚榴弹就在他们中间爆炸了。”
我依然记得那些战争照片。我曾见过病危的孩子，但那些照片仍令我震惊。奇怪的是，我们可以那么轻易地认出一只手是孩子的手，即使缺乏参照物或者脱离了它原本属于的那个更易辨识的身体。
“然后韦恩中弹了。大夫使劲按压他的胸，我捏着他的鼻子做人工呼吸。”
大家都说韦恩在排里人缘很好。
“我的上一次派遣，”罗德里格斯说，“炸弹炸弹炸弹。这里还是炸弹，但那些自杀式袭击每星期都有。我们每星期都遭到枪击，比我知道的任何部队的交火次数都多。还有博登上尉，他挂起一块黑板，把所有班都列在上面。交火排行榜。”
罗德里格斯紧握拳头举到面前，目光低垂，牙关紧咬。“交火排行榜，”他重复道，“一次交火划一道。遭受炸弹袭击不算。即便有人阵亡也不行。只有交火算数。他的意思是，交火次数最多的班最值得尊敬。因为他们有最他妈悲惨的经历。这一点你无法反驳。”
“确实如此。”痛苦，我想，总有它自己的神秘之处。
“四个月之后，自杀式袭击没有了。那帮伊拉克人学乖了。我们把他们教训得很惨。现在只有炸弹了。二班，”他拍拍胸脯，“我的班，我们排在榜首。不只是在排里，而是他妈的整个连。在营里也是。也许在他妈的整个陆战队都是。我们排第一。他妈的最多交火纪录。没人能接近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