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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末的一个美丽的日子里，伊莎贝尔伸展着手脚躺在家对面的田野里，身下铺着一张羊毛毯，成熟的干草香甜的气息充斥着她的鼻孔。闭上眼睛，她几乎忘却了远处的发动机声响是德国人的货车正载着士兵以及法国的农副产品前往图尔市的火车站。那个灾难性的冬天过去之后，她十分享受阳光笼罩在自己的脸上、诱使她进入催眠状态的那种感觉。
“原来你在这儿。”
伊莎贝尔叹了一口气，坐起身来。
薇安妮穿着一条褪色的条纹棉布连衣裙，布料的颜色已经被粗糙的自制肥皂洗成了灰色。一个冬天的饥饿饿坏了她的身体，削尖了她的颧骨，加深了她喉咙底部的凹洞。她的头上缠着一条破旧的丝巾，挡住了那一头已经失去光泽和卷度的头发。
“这是给你的。”薇安妮拿出一张纸，“是一个男人送过来给你的。”她说道，仿佛这是什么值得重复的话似的。
伊莎贝尔笨拙地爬起来，从薇安妮的手中一把抓过那张纸。只见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窗帘打开了。她把手伸到了毯子底下，动手把它折叠起来。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以前从没有召唤过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伊莎贝尔？你难道就不想解释一下吗？”
“不想。”
“送信的人是亨利·纳瓦拉，旅馆老板的儿子。我不知道你还认识他。”
伊莎贝尔把字条撕成了碎片，随手扔在地上。
“他是个共产党员，你是知道的。”薇安妮低声耳语道。
“我得去一趟。”
薇安妮抓住她的手腕，“你不会一整个冬天都在和一个共产党员私会吧？你知道纳粹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即使是被人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都是十分危险的。”
“你觉得我会在乎纳粹怎么想吗？”伊莎贝尔边说边挣脱了姐姐的手，光着脚穿过了田野。回到家，她抓上一双鞋，爬上了自己的自行车，冲着目瞪口呆的薇安妮喊了一句“再见！”之后，她蹬上车子朝着土路出发了。
进了镇子，她靠着惯性滑过了废弃的帽子店——窗帘果真是拉开的——转入鹅卵石小巷，停了下来。
她把自行车靠在身旁粗糙的石灰岩墙壁上，轻轻扣了四下门。直到敲响最后一下时，她才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个陷阱。想到这里，她猛地吸了一口气，左右顾盼了一番，但此刻一切都为时已晚。
亨利打开了门。
伊莎贝尔急忙俯下身子钻了进去。屋子里弥漫着香烟的烟雾，还散发着烧焦的菊苣咖啡味道。到处都飘荡着残留的血腥气息——那是做香肠时留下来的味道。当初把她抓到这里来的那个结实的男人——迪迪埃——正坐在一张破旧的山核桃木靠背椅上。他夸张地向后仰着，后背轻擦着身后的墙壁，以至于椅子的前两条腿都离开了地板。
“你不该把通知送到我的家里去，我的姐姐已经开始向我提问了。”
“事关重大，我们必须立即找你谈话。”
伊莎贝尔感到心中涌起了一股兴奋之情，难道他们终于想要让她做些比把传单塞到信箱里更重要的事情了吗？“我来了。”她说。
亨利点了一根香烟。她能够感觉他在吐着灰烟、放下火柴的同时正紧盯着自己。
“你有没有听说沙特尔一位县长因为身为共产党员而被逮捕和折磨的事情？”
伊莎贝尔皱起了眉头，“没有。”
“为了既不把任何人的名字说出来也不招供，他用一片玻璃割开了自己的喉咙。”亨利在鞋底上掐灭了手中的香烟，把余下的部分留下来，塞进自己的外衣口袋里，“他正在召集一伙人，一伙和我们一样想要响应戴高乐号召的人。他——那个割开了自己喉咙的男人——正试图赶往伦敦，亲自和戴高乐见面，还力图组织一次自由法国运动。”
“他没有死吗？”伊莎贝尔问道，“或是割断自己的声带？”
“没有。他们都说这是一个奇迹。”迪迪埃回答。
亨利审视着伊莎贝尔，“我有一封信——非常重要——需要递给我们在巴黎的联系人。不幸的是，我最近被人盯得很紧，迪迪埃也一样。”
“哦。”伊莎贝尔应道。
“我想到了你。”迪迪埃说。
“我？”
亨利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你能不能把这个送到我们巴黎的伙伴那里去？从今天开始，他会等待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我没有通行证啊。”
“是的。”亨利小声说道，“如果你被抓到……”他让这句恐吓的话悬在半空中，“当然了，如果你拒绝的话，没有人会认为你很糟糕。这的确是件危险的差事。”
用危险来形容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保守了。卡利沃到处都张贴着标语，提醒人们占领区全境实施死刑。纳粹会为了最微不足道的抵抗行为处死法国公民，为自由法国运动提供帮助至少会让她锒铛入狱。尽管如此，她对自由法国的信仰和她姐姐坚信上帝的心情是一样的。“所以你想让我弄一张通行证，赶去巴黎送信，然后再回来。”如此说来，这似乎算不上是什么危险的事情。
“不。”亨利说，“我们需要你待在巴黎，做我们的……可以说是，信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有好多封类似的书信需要传递。你爸爸在那里有一间公寓，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