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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他是个大帅哥！啊，老天，令人欲罢不能的大帅哥！”安娜·梅尔塞德斯喊道。她向前走了一步，像一棵热带棕榈树一样从人群中凸显出来。这里有记者、教师、学生、富豪、学者、流浪汉。他们聚集在豪华酒店的宽敞大厅，等待詹姆斯·莱文森出席群众访谈。
广播站的话筒、电视台的摄像机、反光板、摄影师、制片人、盘叠交错的电线——这位《每日晨报》的年轻记者从中穿过，她面带笑容，迈着夜店舞步，仿佛要代表这座城市问候那位伟人。
“夜店”是个不恰当的字眼，过于低俗，侮辱了那胸部与骨盆的划动，和着桑巴的鼓点，就像狂欢游行中的举旗皇后。迷你裙下棕色的大腿，挑逗的眼神，半张着的肉感的嘴唇，充满渴望的牙齿，还有露在外面的肚脐。她全身上下都是金黄色的，极其性感。不，这并非夜店舞蹈，而是她自己的舞蹈，是邀请，也是奉献。
美国人走出电梯，忍住不看大厅，而是让大家看他：一米九的大个子，体型像运动员，举止像明星，金黄的头发，蔚蓝的眼睛，还叼着一个烟斗。谁能想到他四十五岁了？占据了里约与圣保罗杂志的大幅照片吸引来了大批女人，她们马上发现真人比照片好看多了。多棒的男人！
“不知羞耻！”一个鸡胸女人说道。她指的是安娜·梅尔塞德斯。
专家受到吸引，盯着年轻姑娘：她径直走来，肚脐露在外面。他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步伐、如此柔软的身躯。姑娘脸上混合着纯真与邪恶，集白人、黑人、混血儿于一身。
她停在他面前，说起话来像夜莺鸣啭。
“哈啰，伙计！”
“哈啰！”莱文森哼了一声，从嘴里拿开烟斗，吻了梅尔塞德斯的手。
其他女人浑身颤抖，齐声叹气，既难过又恐慌。啊，这个安娜·梅尔塞德斯就是一个下贱婊子、没品记者、令人作呕的诗人。再说，谁不知道她那些诗都是佛斯托·佩纳写的，那个戴绿帽子的大王八。
“巴伊亚女人的魅力、阶级、文化在天才詹姆斯的访谈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布娃娃畅谈种族学，万人迷附庸社会学。”优秀的希尔维纽在专栏中如此写道。除了美丽优雅、配饰假发与床上功夫，一些女士还拥有其他优点，比如各种课程的结业证书，证明她们学过由戏剧学校或旅游局主办的“民俗服装”“城市历史、传统与建筑”“具体主义诗歌”“宗教、性别与精神分析”课程。然而，无论是专业证书还是业余爱好，无论是不羁的少女还是顽固的主妇（她们马上要进行第二或者第三次整容手术），每个人都知道她们已经被驱逐出局，一切努力终归徒劳：厚颜无耻的安娜·梅尔塞德斯抢先一步，将科学演讲者的男子气概收于麾下，成为她专属的私有财产。占有欲强、贪得无厌——“贪婪的婊子，交媾的明星”，浪漫悲伤的佛斯托·佩纳如此吟诵——她不会与任何人分享，不给人留任何希望。
握着女诗人兼记者的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来到大厅中央，坐在专属沙发上。闪光灯一刻不停，光线就像鲜花。倘若打开钢琴奏一首《婚礼进行曲》，穿着迷你裙和迷你上衣的安娜·梅尔塞德斯与身着热带蓝服装的詹姆斯·莱文森就成了本年度的新娘、新郎，缓缓步上教堂祭坛。“新郎新娘。”希尔维纽轻声说道。
直到专家坐下，两人的手才分开。但是安娜仍站在他旁边，守卫着他。她不是傻子，不会放开他，尤其在这么多发情的母狗中间。她了解每一个人，一个比一个不知廉耻。她朝她们微笑，只是为了打击她们。摄影师好像全都发了疯，有的站在凳子上，有的爬到桌子上，还有的趴在地上，摆出各种诡异的姿势。旅游总监做了一个难以察觉的手势，服务生端上饮料，访谈正式开始。
儒里奥·马尔科斯庄重优雅而又骄傲自恃地放下酒杯，站了起来。他是《城市报》编辑，也是文学评论家。人们怀着崇敬的神情安静下来。女观众里有人舒了口气——虽然失去了外国来的金发专家，狂妄的马尔科斯也很有魅力，使她们稍微好受了点。他代表《城市报》以及最顶尖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却是压倒性的问题。
“尊敬的教授，我希望你能够用简单几句话说一说对马尔库塞的看法，关于他的作品和影响。你不觉得，在马尔库塞之后，马克思已经是没用的老古董了吗？你同意吗？”
他边说边用胜利的目光扫视全场。校长办公室的指定翻译官将问题翻译成英语——发音完美，这是肯定的。不服管教的玛丽乌莎·帕兰嘉——她脸上动了两刀，胸部动过一刀，就像一幅悲伤的少女讽刺画——赞叹了一声，声音很轻，但听得到。
“天才的提问！”
詹姆斯·莱文森吸着烟斗，温柔地盯着安娜·梅尔塞德斯的肚脐，真是一朵梦想田园里的花，一口充满秘密的深井。他操着口音浓重的西班牙语，以艺术家或学者特有的粗鲁回答：“这是一个蠢问题。只有轻佻的傻瓜才会在媒体访谈的有限时间里讨论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倘若我有时间举办一场会议或者开一堂课，那没问题；可我没有时间，再说我来巴伊亚也不是为了谈马尔库塞，而是想了解这座城市。你们的同乡佩德罗·阿尔杉茹曾在这里工作、生活。他是杰出的人才，有着勇敢深邃的思想，是人文主义的创造者。我为此而来，只有这一个原因。”
他又从烟斗里吐出一口烟雾，向全场人微笑。他漫不经心、十分平静，带着外国人特有的友善，没有留意记者马尔科斯僵直的躯体——傲慢就像裹尸布紧紧包住了他。莱文森继续看着安娜·梅尔塞德斯，从上到下打量着她，从披散的黑发到涂成白色的漂亮脚指甲，越来越喜欢她的身材和品位。阿尔杉茹曾在书中写道：“妇女之美，尤其是平民妇女之美，是混血城市的象征，代表着种族间的爱情与消除了偏见的光明未来。”他又看了一眼那鲜花般的肚脐，那世界的中心，用美国大学中正确却生硬的西班牙语说：“知道我把阿尔杉茹的作品比作什么吗？比作这位小姐。她就像阿尔杉茹先生笔下的文字，不多不少，完全一样。”
就这样，在巴伊亚四月的一个甜美午后，奏响了对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伟大赞歌。
2
群众的认可，精英的钦佩，名声，夸赞，荣誉，成功——甚至包括世俗的成功，他的名字出现在社会专栏里，出现在贵妇人歇斯底里的叫喊中——佩德罗·阿尔杉茹死后才得到这一切，对他已经毫无用处，即使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女人们。
一位著名记者在写年终文化活动总结时，将这一年命名为“阿尔杉茹年”。没错，在文化圈里，没有人比他更引人注目，没有什么作品比他的四本小书赢得更多的赞誉。他的作品匆匆再版，而在此前的多年里，这些书被遗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一般读者没听过这些书，连专家也对它们一无所知——只有少数例外能够有幸马上得到认可。
著名的詹姆斯·莱文森来到巴西，拉开了一切的序幕。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五个天才之一”，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描述，他是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种族学家，以及其他各种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妄自尊大、充满争议，他的理论引发了当代科学的变革，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人类发展进程，得出了大胆新奇的结论。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他是危险的异端；对于学生与拥护者而言，他就像一个神；在记者眼里，詹姆斯就像天降的财富，因为他口无遮拦。
他曾接受巴西大学的邀请前往里约热内卢，在文学院做了五场讲座。众所周知，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场演讲原定于学院荣誉大厅，却不得不紧急换到全校大礼堂，即使这样，走廊与楼梯上依旧挤满了人。报纸、杂志的记者与摄影师拥有太多素材：莱文森不仅是个天才，而且极其上相。
演讲之后是问答环节。讨论过于激烈，引发了学生的暴力示威：歌颂美国专家，反对独裁政府。学生们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向他致以疯狂的欢呼，时间长达几分钟。他的一些话深受大众欢迎，传遍全国各地：“宁可连开十年的国际会议也不发动一天战争，并且前者花费更少。”“在任何体制下，警察、监狱都同样肮脏，绝无例外。”“军人进博物馆的那天，世界才能真正文明。”
在摄影师与警卫的簇拥下，莱文森穿着性感泳裤，将整个上午都留给了海滩。
他拒绝了所有来自学术团体、文化行会以及大学教授的邀请——纽约有太多这样的活动，他早就腻烦了。但是回去之后，哪里还有巴西的阳光呢？他还在沙滩上踢了足球，相机记录了他进球的瞬间，尽管女人才是他的最爱。在海滩与夜总会，他与巴西国粹有了亲密接触。
鉴于他刚刚离婚，社会专栏作家编造了他的各种绯闻。其中一位花边新闻记者（一个疯癫的丑婆娘）预言一桩豪门婚姻将因此破裂。她说错了：极端正派的丈夫与睿智的花花公子关系亲密。“昨天，在科巴卡巴纳豪华酒店的露天会场，凯蒂·斯盖拉·普拉托穿着来自戛纳的比基尼，满怀柔情地看着她的丈夫贝比和伟大的莱文森，两人密不可分。”称职的祖尔反驳说。一本颇受欢迎的杂志在当期封面上刊登了这位诺贝尔获奖者运动员般的裸体，旁边则是纳迪娅·希尔维亚促销中的裸体。纳迪娅是一名天才演员，需要等待时机在舞台或大屏幕上一展风采——她至今没有得到这种机会，这简直无法解释。听到绯闻报道，纳迪娅一直在笑，对于两人间的激情承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莱文森是第六个为纳迪娅·希尔维亚失去理智的世界名人。”一家报纸严肃地宣称，并指出前五个名人包括约翰·肯尼迪、理查得·伯顿、阿迦汗、一位瑞士银行家与一名英国富豪。此外还有高贵富有的意大利伯爵夫人，一个女同性恋。
在夜间专栏中，吉萨写道：“天才莱文森昨天再次来到舞厅，与迷人的伊莲娜·范·克鲁斯特共入爱河。”罗伯特·萨巴德向十八家报纸与无数电视台披露：“学会桑巴之后，他就再也不跳其他鼓点了。”观众还从他那里知道了布兰金妮亚·杜·瓦尔伯尼尔的话——她真是个美妙的女主人，桌上、床上都无与伦比——“詹姆斯倘若不是诺贝尔奖得主，简直可以靠跳舞赚钱。”报纸杂志热点不断，美国专家没有亏待他们。
然而，最轰动的还是他对佩德罗·阿尔杉茹的称赞。它就像一枚炸弹，在他登上去巴伊亚的飞机时就引爆了。事实上，当他刚从纽约到来，第一次接触媒体时就提起了这位巴伊亚人：“来到阿尔杉茹的祖国，我非常开心。”然而记者却没有记下这句话，或者因为没听懂，或者认为它不重要。当他启程前往巴伊亚时，情况就不同了，这位颇受争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宣称在他短暂的巴西之行中专门预留两天给萨尔瓦多：“要去看看伟大的佩德罗·阿尔杉茹笔下的城市与人，在他的书里，科学就是诗歌。他将巴西文明提到了新的高度。”太令人困惑了。
这个佩德罗·阿尔杉茹是谁？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记者们张大嘴巴，相互询问。其中一个想要得到点提示，便问莱文森是如何知道这位巴西作家的。“我读了他的书，”专家回答，“那些不朽的著作。”
提问者叫阿皮奥·科雷拉，是一家日报社的文学、科学与艺术增刊编辑，向来以博闻强识自居，精明狡诈，言辞犀利。
他进一步试探，说自己还不知道阿尔杉茹的作品已经翻成了英语。
不，他读的不是英文版，是葡语版，可怕的美国人补充说，尽管对你们的语言所知甚少，但我能读懂，这得益于西班牙语，尤其是拉丁语。“这并不难。”他得出结论，并说他在哥伦比亚市的图书馆发现了阿尔杉茹的作品，当时他正在研究热带国家的大众生活。他有意在美国推动翻译出版“你们伟大同胞的著作”。
“我得抓紧时间。”阿皮奥·科雷拉心想。他匆匆退场，急忙搭乘出租车来到国家图书馆。
记者就像无头苍蝇，直到他们找到了拉莫斯教授。拉莫斯教授德高望重，不仅因为拥有诸多头衔，更因为他了解这名阿尔杉茹的作品，并不止一次地在专业杂志中给予盛赞。可惜的是，这些杂志发行量极少，几乎没有读者。
“这些年来，”他讲述说，“我遍寻各家出版社，希望能够使阿尔杉茹的书再版。这可真是条艰辛的道路。我写好前言，做好注释，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感兴趣。我找到哲学系的系主任维亚纳教授，希望他能说服学校为这本书的出版尽一份力。然而，他却说我‘是在为一个黑人酒鬼的蠢话浪费时间。不仅是酒鬼，而且很不安分’。他们现在该知道阿尔杉茹的作品有多伟大了，因为莱文森给予了他应有的重视。不过，顺便说一句，在巴西，莱文森的作品也很少有人了解。那些赞美、恭维他的人甚至连他最重要的几本书都没有读过，也不了解他的思想精髓。一群江湖骗子。”
可以看到，拉莫斯教授的访谈带有些许苦涩的意味，但我们能够理解：他有充足的理由觉得伤感——为了能让可怜的阿尔杉茹重见天日，他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不但一无所获，还要忍受出版社的拒绝，忍受小人维亚纳的讥讽。而一个外国人，只要一次访谈就能让所有媒体、文人都行动起来，将目光投向这位被忽视的巴伊亚人，寻找他的书，探寻他的记忆。这些文人墨客不论流派，不分思想，既有爱闹的，也有深沉的——因为佩德罗·阿尔杉茹已经成为时髦，如果不知道他、不引用他的作品，就是跟不上时代。
三个星期之后，阿皮奥·科雷拉发表了一篇十分动人的文章：《佩德罗·阿尔杉茹，种族学的诗人》。文中录入了机场的那段精彩对话。在这个有趣的版本里，专家莱文森与学者科雷拉都展示出了对阿尔杉茹作品的深入了解，其中后者的接触更早，理解也更加全面。这很自然，他们谈论的毕竟是一位巴西人。
3
巴伊亚是阿尔杉茹的故乡，为他提供了研究的对象、资料、契机以及目的。这里有最盛大的狂欢节。
对于莱文森神化了的那个名字，这里的民众也不像圣保罗或者里约人那么无知。值得一提的是，在圣保罗，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关于这个巴伊亚人的一篇有价值的资料——塞尔吉奥·米莱特[1]1929年写给《圣保罗州报》的文章。在这篇评论中，伟大的现代主义批评家用极其友善的态度高度赞扬了阿尔杉茹关于巴伊亚美食的作品《巴伊亚美食——起源与做法》，将其作者视为一名文学巨擘，“食人主义[2]（刚刚由达尔西拉、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与拉乌尔·波普发起的革命性运动）者中最真诚、最伟大的一员”。这本“美味的书”，因其巴西特色的内容以及字里行间的味道，成为了他眼中“真正的食人主义散文的完美例证”。在文章结尾，米莱特惋惜地指出他没能读过这位博学作者的前几部作品——他也许并未听说圣保罗的“食人主义”运动，却大大地超越了他们。
多份报纸证实，在巴伊亚，甚至有人见过阿尔杉茹本人并同他打过交道。不过人数有限，相关故事也很少。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作品——四本关于巴伊亚人民生活的小书——历尽艰难才得以出版，只有区区几册。书是在他的朋友里迪奥·库何的教科书作坊里印的，就在塔布昂斜坡。与巴西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吸引了美国专家的作品在这里同样无人问津。
倘若阿尔杉茹没有把书送到国内外的大学、图书馆与其他机构，莱文森就不会看到它们，也就不会有人提起这些作品。在萨尔瓦多，只有几个人类种族学家知道这些书，大部分也只是听说过。
突然之间，不仅记者，还有各种公共机构、大学、学者、科学院、文学院、医学院、诗人、教师、学生、剧团、大批人类种族学学者、民俗研究中心、旅游课程学员以及无事可做的人，所有人都发现我们拥有一位伟人、一位出色的作者，但我们不认识他，甚至没有请他做过一次演讲。他一生都寂寂无名，从来没有赢得声望。就这样，阿尔杉茹与他的作品开始受到热捧。自莱文森的访谈之后，报纸用了不少篇幅，花了大量笔墨去致敬、分析、学习、评论、赞美这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必须消除无知，更正错误，打破多年来的沉寂。
阿尔杉茹的作品最终崭露头角，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在诸多夸夸其谈借机炒作的人中，他不为功名利禄，写出了严肃的作品，记录了可敬的回忆。一些认识他并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提供了最新的证词，展现了作者的本来面貌与真实情感。与人们最初的设想不同，阿尔杉茹离我们并不遥远：他1943年去世，距今只有二十五年。他活了七十五个年头。据目击者称，他死时的情况也非常特别。人们发现他死在排水沟里，口袋里只有一截铅笔与一打笔记，没有身份证件——也并不需要，因为在这个贫穷堕落的旧城，每个人都认识并尊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