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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的声明使得阿尔杉茹的作品回忆出现在了报纸杂志、广播节目与电视镜头中。这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巴伊亚人马上成为了世界名人。报道，采访，文化名流的演说，周末增刊的文章，专栏，热门节目上的圆桌会议。
一般情况下，无论在采访还是文章中、在广播还是电视节目里，知识分子都会强调自己许久之前与阿尔杉茹作品的亲密接触。可以看到，各地的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分别，无论是巴伊亚的，还是里约与圣保罗的：进步消除了原先区分首都与外省的文化差异与不平等。如今，我们已经同南方的大都会一样先进、能干、文明、博学，我们的天才青年一点也不比阿皮奥·科雷拉或者莱伯伦与伊帕内玛[1]酒吧里的名人差，甚至还更加机智傲慢。保留下来的唯一巨大的不同之处是：这里的工资报酬依旧很低，低得可怜——外省人啊。
人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杰出天才都在很久之前就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过佩德罗大师的作品（甚至将医学院杂役提升到了大学的“大师”），而他们无知的同事们却对此无动于衷。看他们的报道，就会觉得，在莱文森将阿尔杉茹从遗忘埋没中拉出来之前，这位作者的姓名、作品从来没有被遗忘埋没过，反而一直耀眼夺目、四海皆知，无论在文章里、课堂上、会议里，还是辩论中，《巴伊亚民俗生活》的作者都有一大批追随者。这种思想上的一致性真让人感动：谁能预见到佩德罗·阿尔杉茹竟有这么多门生，简直就是一支部队。而巴伊亚居然有这么多人种志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还有同一科属内的其他物种，而且一个更比一个聪明能干，圣主邦芬保佑！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堆数不清的博学搞笑的印刷材料中，有两三篇确有贡献的文章，需要我们记录下来，比如阿泽维多教授授权给《下午》晚报的长篇访谈。
作为一名社会学教授，阿泽维多与那些急于求成的知识分子没有丝毫共同点。他确实了解阿尔杉茹的作品；为了使他的书更清楚也符合现在的情况，他曾和拉莫斯教授一起在里约热内卢为它添加详细的注释。为了能使青年学者对阿尔杉茹的几本小书感兴趣，他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学者们都自视甚高，能自给自足。必须有詹姆斯·莱文森的到来，只有诺贝尔奖得主能够改变他们，使他们承认阿尔杉茹这迟来的荣耀。
杂志增刊上那些光彩照人的文章大都从阿泽维多教授的访谈中汲取养料，因为阿尔杉茹的作品古老而又稀少，如今很难找到。他们小心谨慎地解释、研究、剖析了《巴伊亚风俗中的非洲影响》的作者，强调他的自学成才，以及在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的学术勇气与严肃态度。他们引述标题、段落、研究地点、姓名、日期，谈论一点阿尔杉茹的生平，说明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并参加了他的葬礼。
至少有二十篇散文评论起源于这个访谈：有几篇泛泛称赞了访谈的作者，没有人提起过阿泽维多教授，但每一篇都引用了莱文森与其他许多欧美作家的作品。最前沿的一篇将“阿尔杉茹式的表达”评价为“毛泽东思想的回溯产物”；另一篇同样前沿的文章写道：“阿尔杉茹与萨特：两种人生准则。”真是些奇人！
在众多愚蠢的声音中，有一个奇特的文本，那就是专栏作家盖拉的评论。盖拉是少有的没有自称人种志学者或者阿尔杉茹学徒的人。盖拉的舌头就像一块不礼貌的破布。他之所以加入讨论，只是为了揭露对大师作品源源不断的抄袭。那是阿尔杉茹唯一一本得到了少许传播的作品，已经在书店橱窗里摆了三十多年了。
在阿泽维多教授的论述中提到，作为一名工资微薄又酷爱烧酒的医学院杂役，穷困潦倒的阿尔杉茹为印刷他的作品做出了巨大牺牲。他的好友兼干亲家里迪奥·库何是奇迹绘画者、长笛手与聚会组织者，在塔布昂斜坡经营着一家小印刷店：为周围的店铺印制广告，为鞋匠中心区的影院印海报，或者为抒情诗人排印诗集，制作在集市上贩卖的通俗故事集。（关于里迪奥·库何，在阿尔杉茹诞辰四百周年活动上，散文家瓦拉达勒斯完成了一项严谨的研究：《库何、阿尔杉茹与塔布昂大学》。值得一读。）在这位受到忽视的大师的四本书中，有三本都是在这个狭小的作坊里印刷装订的，印刷质量极差。
然而，他仍有一本书由专业人士出版，印量达到了一千册。在当时，一千册可不算小数目，对于阿尔杉茹来说更是如此：他的前几本书都没有超过三百本；其中最后一本，也就是极其重要的《巴伊亚家庭混血记录》，只印了一百四十二册，纸就用完了。一百四十二册，数量如此之少，却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当库何又找来几捆纸，打算再多印几本时，警察来了。
《巴伊亚美食——起源与做法》的命运要好一点。某个邦凡提——出身不明、人品可疑——在主教堂广场开了一家货色齐全的旧书店，是贩卖教学书目与剥削大中学生的专家。他从学生手里便宜进货，再把同样的书高价卖出：选集、对数表、词典、法律或医学条文。佩德罗·阿尔杉茹是那儿的常客，喜欢和这位黑手党党员天南海北地闲扯，甚至在购买大仲马的《一个医生的回忆录》时赊欠了他几个铜板。虽然是本二手书，但很完整。这也证明了书商有多么尊敬他，因为他不允许任何人赊购。
邦凡提出版过几本小书，目的是帮助不开窍的学生通过巴伊亚中学或私立高中的考试：费德鲁斯寓言（拉丁语笔试必考书目）的葡语译本，代数几何的习题答案，一些语法概念，《葡国魂》分析——每本都印得很小，以便学生偷偷带入考场查阅。为了使学生所受的教育更完整——学生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意大利人还印刷、贩卖一些色情刊物，这类书籍的顾客也包括一些令人尊敬的绅士。
除了书籍，将巴伊亚混血儿和古铜肤色半岛人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美食。他们两个都品位高雅、食欲旺盛，而且都是做菜的好手。阿尔杉茹在某几道巴伊亚菜的做法上难逢对手，他的浓汁鳐鱼无与伦比。邦凡提做的香菇意面好吃得让人舔手指，还抱怨巴伊亚缺少一些不可或缺的材料。在周日午餐与平时闲谈中，两人想出了这样的主意：把口耳相传或者有文字记录的菜谱整理出来，编写一本巴伊亚美食。
校对时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邦凡提想要把书变成一本单纯的菜谱，最多加半页前言；阿尔杉茹却要求全文出版，不得删减：前半部分是调查、评论、详细的研究，后半部分才是菜谱。最终，这本书以完整版问世，却用了好多年才卖完，可能因为“厨房手册本来就是给家庭主妇看的，不该有文学、科学”，就像邦凡提声明的那样——他抱怨遭受了损失，拒绝支付作者报酬——可能因为“奸诈的意大利人印了一千多本”，也可能因为读者不感兴趣。阿尔杉茹去世之后，邦凡提还有一些存货，只有区区几本。
然而，即使过去人们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的发展进步、工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兴起，巴伊亚美食已经赢得了全巴西的关注。里约和圣保罗都出版了多本菜谱，印刷精美，配有彩图。记者、上流社会的太太甚至连在“胜利长廊”经营饭店的法国老板都变成了即兴作者——《巴伊亚厨房》《巴伊亚美食甜品一百例》《棕榈油、椰子、辣椒》《非洲—巴西厨房》《雅娅的椰蛋布丁》，等等等等——他们每个人以及每个人的出版商都从中赚了一大笔钱。
在唯恐天下不乱的盖拉看来，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对阿尔杉茹小册子公然无耻的剽窃，没有添加一点原创性的新东西。不仅如此，他们因为没用或者冗长——“一群笨蛋！”专栏作家愤怒的呼喊——而省略了研究、调查、结论，只留下了菜谱部分。而一个里约记者——他最懒，也最不要脸——只在巴伊亚停留了短短一个星期，就剽窃了所有部分，连一页都没有放过。更糟糕的是，一个卑鄙小人改写了阿尔杉茹的概念，将它们丑化得惨不忍睹。学者盖拉拒绝虚假：“但是你要知道，我既不是民族志学者，也不是民俗学家。”
至于对达米昂·德·索萨少校的采访——他既是司法斗争中的万人迷，也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需要单列出来才能说明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影响。
2
只有很少、极少的人才能打开门锁径直走到泽济尼奥·品托博士的办公室。泽济尼奥·品托是《城市报》的主编（兼老板），喜欢躲在报社办公室里定夺项目、权衡生意，因为在金融机构没法思考，在石油公司也不行，更别再提联合工业总部了。只有在大门紧闭的办公室里，下午两点钟，编辑印刷的喧嚣还没有开始，他才能找到必要的宁静沉思或者小憩。
但是达米昂·德·索萨少校能够在所有地方自由进出；他用骨骼粗大的手弄了一下门锁，门开了，他走进去。
“泽济尼奥博士，我的大名人，上帝保佑你一切安好。家里人都好吧？身体健康，财源滚滚，对吧？我一直这么希望，事实果然如此。我来这儿是想说说佩德罗·阿尔杉茹。你的手下们满世界跑，报道那些微不足道的流氓。不过在下，作为巴伊亚唯一了解阿尔杉茹的人，却被你们排斥遗忘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博士先生？看不起我这个少校？”
这番话碰到了主编的痛处，伤口暴露出来：泽济尼奥·品托博士刚从一场午宴上归来。为了掌握彼此的进度，他和另外两个巴伊亚出版业的大佬每月吃一次饭，每人都掌管着一家萨尔瓦多的日报社。作为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午宴的会面总是令人开心，还有上好的红酒和走私来的威士忌。除了交流看法、分析当前的政治经济局势，他们也会八卦一下别人的生活，彼此之间取笑一番，评论报纸上的疏忽错误。而那天的受害者正是泽济尼奥博士，因为《城市报》几乎没有涉及最重要的热门话题：佩德罗·阿尔杉茹。“一家人才济济的报社，知识阶层的精华，在这个重磅话题上却毫无建树，远逊于《下午》和《晨报》，前者有阿泽维多教授的访谈，后者不仅推出了特别企划《巴伊亚的阿尔杉茹》，更有安娜·梅尔塞德斯从莱文森那里得到的独家消息，里约、圣保罗、愉港、累西腓的各大媒体都竞相转载。”
“亲爱的布里托，我们也该说说你用的手段……孤男寡女，在酒店的客房里，谁会不接受安娜·梅尔塞德斯的独家采访？我也接受。如果这都不算不正当竞争，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你知道报社的人都怎么称呼她吗？金木耳。”
“真的是金的吗，布里托？都说你知道。”卡尔丁谐谑道。
三个人都笑了，用上好的德国红酒交杯碰盏。但泽济尼奥博士却始终觉得如鲠在喉。在报纸问题上，他是绝对的宗派主义者，珍惜自己现在的地位。为了让《城市报》成为文化代言人，他付了一大笔钱给那些顶着头衔打着饱嗝的小伙子，任凭他们在报纸上发表异端邪说。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他们居然毫无作为，反倒让平庸廉价的报纸争了先。等他小睡一会儿，必定要在今天的负责人会议上好好敲打一下那些博学闲适的屁股；付给这种人的报酬太高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报纸落到垫底的位置。
“阿尔杉茹？少校，您认识他？是真的吗？”
我认识他？是谁教我认字的？是谁发现他死在佩罗林尼奥的斜坡的？他差点成为我爹，因为我娘特伦西亚太太认识他时，“独眼”索萨已经跟人跑了。我娘在“黄金集市”支了个摊，阿尔杉茹每天早上都来喝咖啡。他一个人就像一个马戏团：讲故事、朗诵诗歌、说成语俗语。直到现在我还觉得，特伦西亚太太可能爱上他了，但是阿尔杉茹不曾做出承诺。我是他教育出来的，从拼音识字到生活的善恶。
其实还有对烧酒的爱好、对女人的迷恋，但是他还没说，泽济尼奥博士便迫不及待地摇响铃铛，叫来杂役。
“编辑部有人来了吗？哪个？阿里？把他叫过来，快！”他回头看着少校，以他最惯常的方式微笑着，“少校，就是您了，毫无疑问。”他又笑了笑，就像有人送了他一个礼物。“就是您了。”
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少校马上就七十五岁了，没有人比他更受欢迎。毫无疑问，他是最具有巴伊亚特色的人物：人民的律师、不幸者的保护者、穷人的代言人、公共事务中的智囊，在陪审团工作了快五十年，打破了所有辩护与赦免的纪录；在他的代理人中，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被告不计其数，大部分都完全免费。作为记者，他在每家报社都有一席之地，因为所有报纸都会刊登他那妙不可言的“两行字”，或者是对当局的抱怨请求，或是对暴力不公的揭露，抑或是号召消除贫穷、饥饿、文盲。他曾在一个小党派当选过市政议员，真是一个奇迹。得益于他的公共威望，这个党派还选出了两名自视甚高的人——这个团体的主席、书记——两只贪得无厌的硕鼠。少校将市政厅变成了穷人之家，让其他议员忙得团团转，将市政府所在地改造成新的街区，也就没能再创奇迹。他善于做各种演说，不仅在法院陪审团面前，还包括他参与的各种仪式聚会上。无论是庄严的场合还是婚礼、施洗或者生日宴会上都能听到他洪亮的嗓音。他会在公立学校的奠基仪式上发言，为新店开张祝词，在大人物的葬礼上致哀，在各个党派的政治会议上讲话（很久之前，还允许他讲话的时候）。对他而言，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反抗贫穷、失业，支持兴办教育，任何一个演出台、传单都值得利用，哪怕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
有一个演讲必须要听——啊！就是他在主教堂广场发表的七月二日讲话。他站在巴洛克式的市民演说纪念广场上，面对着众多混血男女的雕塑：拉巴图特[2]、玛丽亚·济黛莉娅[3]、若安娜·安洁莉卡[4]；疯狂的群众多次把他高举起来！
少校擅长用譬喻俗语赢得掌声，再配上他低沉的烟酒腔，对国内外名人的引用——耶稣基督、鲁伊·巴尔博萨与克列孟梭是他的最爱。少校演讲时，常把一些句子概念归于某个名人——活着的、死了的，还有他编造出来的。在庭审辩论中，他常把这些“名人名言”扔到对方脸上，审判长被他的胆大妄为惊得目瞪口呆。有一次，为了在一场正义的辩论中支持一个荒谬的论断，他引用了“意大利与拉丁民族的骄傲、不朽的法学家贝尔纳波”的话，一位年轻自负的审判长决定揭穿他的谎言，撕下这个骗子的假面具。
“少校先生，不好意思，不过我从没听过阁下所说的这位法学家。贝尔纳波确有其人吗？”
少校遗憾地看着这位挑战者。
“阁下太年轻了，读书太少，不知道贝尔纳波的经典著作也很正常。没人能要求你读过这些书。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看书看得眼睛都快瞎了，这种无知就不可原谅了……”
他视力很好，从没戴过眼镜。到了他这个年龄，大部分人的一只脚已经迈进坟墓里了，无异于拿着退休金等死，他却硬朗健壮，“依靠烧酒保鲜”，大半夜的在七扇门的“圣若阿金”吃猪杂，到“市场斜坡”把女人们推倒在床，“不勃起一次就睡不着”，不齐的牙齿间叼着廉价烟斗，双手宽大、骨节突出，衣领高高耸起，身穿白色套装——奥沙拉的儿子必须穿白衣服——领口衣袖偶尔泛黄。
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办公室。因为少校永远都不会一个人。他总是和三四个人一起上街，那些可怜的人必须费劲才能跟上他的步伐。无论他去哪个酒馆喝上一口，为了暖暖身子或者防暑降温，马上就会有一群人开始讲述、抱怨、恳求。他就从外套拿出一沓纸片，在上面做些记录。不过他的官方办公室——每天上午可以去那里咨询——坐落在学院路上一栋殖民时期的大房子深处，那曾是圣像雕刻师米盖尔的作坊。圣像雕刻师死后，一个修鞋匠把它租了下来，在里面放了修鞋工具和鞋掌。但少校的桌子还摆在那里。新来的工匠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白肤色混血儿，一直用烧酒和友情款待他。
门口总是一大早就挤满了人：囚犯的妻子，有时还带着一大群孩子；无奈的母亲，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却没有学上；失业人员、妓女、流浪汉、需要医治的病人、取保候审的小偷、亲人去世却没钱下葬的穷人、被丈夫抛弃的妻子、刚刚失去贞操的少女、遇到玩弄了自己又不想负责的人的孕妇；各种各样遭受到司法、警察或者大人物威胁的人；单纯的醉鬼，希望讨到一口晨酒漱漱口——所有受到伤害、有所需求的人。少校一个个地接待他们。
他的住所分散在自由区、科斯莫德法里亚区和伊塔帕济皮区，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温柔的情人。在属于她们的夜晚，每个人都会怀着耐心与柔情，等待着他直到凌晨。
住在自由区的是一个安静丰满的黑女人，胸部臀部都恰到好处。她名叫伊莫伦西亚，大约四十几岁，靠给大户人家做午餐为生，但有权利挑选顾客。在少校现有的情人中，她的资历最老，距他把她偷出家门已经过去至少二十五年了。
在科斯莫德法里亚区，热情的达利娜是裁缝也是绣工；她的手像仙女一样，脸上带着痘痕。她大约三十岁，金发碧眼，优雅可人。第一次见到少校时，她是去向他求助。那时她刚刚被专制的父亲扫地出门。夺取她贞操的人已经结了婚，是部队的一个小班长，很快就成功调到了南方。少校为达利娜找来了产房、大夫，并收留了她和刚出生的孩子。他不能让她们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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